清末太平天国声势浩大，湘军以地主士大夫力量崛起于民间，居然一举平定大乱，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人，明知满清腐败透顶，无可救药，却不敢取而代之，只能明知不可为而为，充当“裱糊匠”。清末民间处处有维新立宪改革的呼声，可高官疆臣们都不敢有胁迫清廷改变的行为，甚至义和团运动时，“庚子国变”的罪魁祸首慈禧太后已经逃到西安，东南张之洞，刘坤一等封疆大吏敢于提出东南互保，却不敢要求慈禧释放光绪，另外组建一个可以进行维新改革的朝廷，可见当意识形态成为钦定正宗时，拘束人心的力量有多么的强大。
试想当年官至五省总督，坐断江南，提调一切军政要务的曾国藩若有曹操一星半点的见识和胆略，提兵北上，与朝内的肃顺，恭亲王等结成同盟，实行“兵谏”抬出“祖制”这个尚方宝剑，料想西太后慈禧不敢造次，必然大政奉还，那时虽是满人朝廷，却不会出现女主垂帘听政的政局，亦能将国家安于磐石之上，老百姓也可少受点罪，而汉人推行洋务，则无半点掣肘，天地为之一变也不无可能，可惜曾李左等人皆囿于君臣伦理小节，而无国家民族大义，百年之后盖棺定论，他们绝对是爱新觉罗的忠臣，却不是推动历史的强人。儒家纲常伦理磨掉了中国人的血气，再无顶天立地的强人，而只有忠顺的奴才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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