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寓士人的代表张昭等更是极力拢络江东人物。而江东大族中的务实人物陆逊、顾雍等人看到孙氏政权已粗具规模，只有与之合作才能给江东世族带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因而相继进入孙氏政权，并在黄武年间先后成为军事与政治领域的当轴人物，标志着孙权政权实现了“江东化”，南北儒学士人也走上了逐渐合流的道路，如张昭与顾雍、陆逊一样都主张行德政，都主张用儒家政治理念来规范孙吴政治。甚至与儒学之士交往密切的孙权之子孙登、孙和等都明显儒家化，特别是孙登重贤爱士，其交游、行政，与儒学之士无别，并对孙权采取的扼制世族的吕壹事件深表不满，其死前还上疏孙权：“臣闻为政听民，律令与时推移，诚宜与将相大臣详择时宜，博采众议，宽刑轻赋，均息力役，以顺民望。”[27]孙和也有德治之思，如“是时有司颇以条书问事，和以为奸佞之人，将因事错意，以生祸心，不可长也，表宜绝之。”[28]这表明孙吴立国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与儒学世族的结合。
但是，孙登、孙和并不能实现他们的儒家化的政治主张。孙权是一位在位比较长的统治者，这无论对其个人，还是对历史，都末必是什么幸运的事[29]。因为在古代集权制度下，专制主往往具有绝大的政治决定权，而政策的变动通常要寄希望于老皇帝的死亡才有可能实施，否则，一些陈旧的东西便会继续下去，甚至发生恶变，造成严重的祸乱。孙权中后期的政治情况便如此。一方面，为了政治的稳定不得不向江东儒学世族开放政权;另一方面，面对儒学世族势力的发展及其后继者的儒化，他又觉得君权受到了制约。一般说来，寒门政治是崇尚集权的，而门阀世族则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分权，这是一对矛盾，也是汉魏之际各地域政权政治斗争的主题。毫无疑问，出自寒门的孙权与曹操一样，主张强化皇权。《三国志·诸葛瑾传》载有孙权对曹操的一段评论，很能说明问题：
近得伯言表，以为曹丕已死，毒乱之民，当望旌瓦解，而更静然。闻皆选用忠良，宽刑罚，布恩惠，薄赋省役，以悦民心，其患更甚于操时。孤以为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至于御将，自古少有。丕之于操，万不及也。今睿之不如丕，犹丕之不如操也。……又长文(陈群)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威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耳。逮丕继业，年已长大，承操之后，以恩情加之，用能感义。今睿幼弱，随人东西，此曹等辈，必当因此弄巧行态，阿党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奸谗并起，更相怨怼，转成嫌贰。一尔已往，群下争利，主幼不御，其为败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离刺转相蹄啮者也!强当陵弱，弱当求援，此乱亡之道也。
这段话可谓孙权的肺腑之言，他极力赞同曹操打击世族的集权之策，而对其后继者大权旁落则表示无法接受，并明确指斥世族朝臣当权是乱亡之道，这是一定要避免的。因此，可以说孙权是以曹操为榜样，以曹丕之后的情况为教训，这在他执政的中后期明显的表现出来了。他仿效曹操，设“校事”，监督、检举儒学世族人物，掀起了巨大的政治风波。随着年龄的衰老，孙权对身后之事的顾虑越来越重，他对儒学世族的上升十分担忧，对孙登、孙和的儒化甚为不安，因此，他不断制造事端，打击儒学世族人物，所谓“二宫构争”便是继吕壹案之后，孙权针对儒学世族发动的最严重的政治斗争。
为扼制儒学大族势力的上升，孙权主要依靠宗室、外戚人物，并提携一些寒门才俊之士。在立嗣观念上，儒学大族遵照儒家立嗣以嫡以长的原则，先后支持大子登、太子和，并希望通过他们来进一步推进孙吴政权儒家化的进程。对世家大族的用心，孙权当然是很清楚的。为不出现曹操之后曹魏政权中儒学世族抬头的情况，他有意抚持鲁王霸，培植新的政治力量，以对抗世族政治势力。与太子和集团成员主要为世族人物不同，鲁王霸集团主要人物多出自寒门和宗室、外戚，如南人中的吴安、孙弘、全琮父子等皆非江东世族，北人中的吕岱、吕据为淮泗武将，杨竺乃寒士，孙峻、全公主为宗室，当然也是寒门，其中儒学之士只有步骘，但他是全公主母族人，属外戚。因此，这是孙权精心培植的寒门政治集团，其幕后操纵者实际上是孙权本人。正因为如此，孙权在处理“二宫构争”时，对太子和党人物多加严惩，主要人物皆诛杀、流放;相反，鲁王霸党的主要人物步骘诸人多受重用，只杀了杨竺、吴安等几个与皇室关系不密切的寒士以应景。《三国志·吴书·孙权传》载，孙权在陆逊郁愤而死后，重新安排了辅政人选：“以骠骑将军步骘为丞相，车骑将军朱据为大司马，卫将军全琮为右大司马，镇南将军吕岱为上大将军，威北将军诸葛恪为大将军。”显然，鲁王霸一派人物多据要津，一度分割了陆逊的权力。太子和一派人物仅有朱据、诸葛恪，据也为孙权女婿，故暂时得以保位，但据、恪二人最终仍为全公主、孙峻害死。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孙权在处理其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时，经常自觉不自觉的带有地域的因素，从而使人归结为地域之争。但这只是表面现象，而非事物的本质。在处理暨艳案、吕壹案，特别是“二宫构争”诸政治斗争时，孙权对北方流寓之士多有提携、宽佑。比如同为太子和党成员，诸葛恪非但当初未受严惩，且被孙权命为太子亮的顾命大臣。孙权之所以这样处理，是有深层考虑的。孙权与儒学世族有矛盾，而孙吴儒学世族的主体是江东土著大族，因而斗争的对象也主要是江东大族。孙吴流寓儒学之士非但人数有限，而且脱离了乡里社会，势单力薄，他们虽凭借共同的文化基础，逐渐融入到江东地域社会中去，但毕竟融而未化，尚有分别。对孙吴皇权，他们不仅缺乏江东大族那种激烈的对抗情绪，而且还有较强的依赖性，易于为皇权所控制。因此，孙权在打击江东世家大族的时候，为使国家机器能够正常运转，他往往起用流寓之士。有些流寓的寒士正是看到孙权的这一心态，为攫取更多的权力和利益，甘愿充当孙权打击江东大族的工具。质言之，作为流寓之士，在孙权正式建国并实现“江东化”后，他们自身并不具备与江东土著大族对抗的条件。每一次针对江东大族的政治事件，兴造事端的都是孙权，其目的是固化皇权。当然，在这些斗争中，江东儒学大族都不同程度的遭到了打击，但从长远看，地方大族的支持是地域政权生存与发展的基石，孙权屡起事端，这使江东大族必然对孙氏政权产生离心力，丧失了儒学大族的支持，孙吴统治的危机便来临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孙权本人开启了此后孙吴的灭亡之端。纵观孙吴一代的发展轨迹，确实，自吕壹案和“二宫构争”之后，孙吴走上了衰亡之途。何焯已指出孙权“老悖昏惑，吴亡不待皓而决。”[30]回顾全文所论，足证何焯洞察细微之卓识。2]《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八“《三国志·吴志·孙登传》”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