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李慈铭《越缦堂读书笔记》“《三国志》”部分有一则札记说：
三国时，魏既屡兴大狱，吴孙皓之残刑以逞，所诛名臣，如贺邵、王蕃、楼玄等尤多。少帝之诛诸葛恪、滕胤，皆逆臣专制，又当别论。惟大帝号称贤主，而太子和被废之际，群臣以直谏受诛者，如吾粲、朱据、张休、屈晃、张纯等十数人，被流者顾谭、顾承、姚信等又数人，而陈正、陈象至加族诛，吁，何其酷哉!自是宫闱之衅，未有至此者也。
这便指出了孙权借废立太子之名，对大臣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自是宫闱之衅，未有至此者也”，令人震惊。确实，汉魏之际，不少统治者都曾因立嗣而引起政争，有的还相当严重，如袁绍、刘表和曹操等，其中尤以曹丕、曹植兄弟之争最为著名，对此学界已多有论述。不过，人们对孙权立嗣问题却知之甚少，以笔者所见，尚无专文论之。以此之故，本人不揣浅陋，就孙权立嗣以及由此所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冲突和斗争略作考论，不当之处，恳请教正。
一、太子孙登“常有欲让之心”：一个潜在的政治危机
在古代家天下的历史状况下，继嗣问题往往直接关乎某一王朝的兴衰，因此倍受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的重视，早在先秦时期，儒家便根据商、周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一整套的继嗣理论，其核心便是嫡长子继承制，《春秋公羊传》便说：“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子以母贵，母资子贵。”这主要是为了防止统治者因爱立嗣，从而引发纷争。一般说来，统治者在嫡子继承的原则下，应尽可能早的确立继嗣人选，以避免其他子嗣的非份之想，以及由此引起的诸子争嗣和群臣分化。应该说，这一理论在古代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尽管历代统治者虽都明白其中的道理，却因种种原因做出有违先圣教诲的事，从而引发统治的危机，这其中不乏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样英明的帝王。孙权的情况也颇为相似，陈寿在《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末评曰：
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既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岂所谓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哉?其后叶陵迟，遂至覆国， 未必不由此也。
在同书《妃嫔传》末陈寿又评曰：
《易》称“正家而天下定。”《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诚哉，是言也!远观齐桓，近察孙权，皆有识士之明，杰人之志，而嫡庶不分，闺庭错乱，遗笑古今，殃流后嗣。由是论之，惟以道义为心、平一为主者，然后克免斯累邪!
在这里，陈寿指出孙权统治后期“嫡庶不分，闺庭错乱”，以及由此造成的“殃流后嗣”的严重危害。验诸史实，陈寿所论确不为虚。
应该指出，孙权早年是很有作为的割据统治者。在立嗣问题上，当初他也比较清醒。据《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和《吴主五子传》，孙权共有七个儿子：长子登、次子虑、三子和、四子霸、五子奋、六子休、少子亮。然诸子皆非一母所生，为同父异母兄弟。孙权又长期未正式立后，故诸子无严格意义上的嫡庶之别，而只有长幼之分。黄初二年(221)，孙权为吴王时，即立长子登为王太子，并且很注意对太子的培养，精选师傅和宾友。《孙登传》便称“是岁，立登为太子，选置师傅，铨简秀士，以为宾友”。其中诸葛恪、张休、顾谭和陈表号为“四友”，谢景、范慎、刁玄和羊衟等“皆为宾客，于是东宫号为多士”。从这份名单看，东宫僚属皆为孙吴侨、旧士族第二代人物中的精英之士;孙权又先后以名儒程秉和征崇为师傅[1]，又一度令江东世族代表陆逊“领宫辅留事”，辅佐孙登。在他们的熏陶下，孙登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为人之表现与从政之态度颇具儒者气质。根据大量事实，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孙登是一位极佳的继嗣人选。陈寿在其传末便评曰：“孙登居心所存，足为茂德之美。”宋人叶适也指出：“孙登德兼于能，知人则哲，深达治要，临殁一疏，不论三代以前、三代以后，世子藩王之贤，少有及者，同时曹子桓、子建，何足道哉!”[2]验之史实，这些评价皆恰如其份，并非誉美。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孙登并未能登大位，赤乌四年(241)年仅33 岁的孙登病卒，这对孙吴政权来说，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
不过，仔细检索史实，我们似乎又觉得孙登之早死，对他个人来说也许是一件幸事。因为有迹象表明，孙登死前，其继嗣地位已不太稳固。《三国志》本传注引《吴书》载：“弟和有宠于权，登亲敬，待之如兄，常有欲让之心。”《孙和传》则载和“少以母王氏有宠见爱”，注引《吴书》则说：“和少岐嶷有智意，故权尤爱幸，常在左右，衣服礼秩雕玩珍异之赐，诸子莫得比焉。”权之爱和显然有过于登，故登死前上疏便明确表示：“皇子和仁孝聪哲，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以系民望。”[3]初见这几条记载着实令人惊讶：如果孙登不死，他很有可能被废黜。难怪叶适不无忧虑地说：“孙权暮年，骄惰猜险，祸成骨肉，登亦幸早死，未知父子之爱竟能始终否。”[4]确实，如果不是感觉到了严重的危机，孙登是绝对不会“常有欲让之心”的。这也就是说，孙权宠爱次子孙和，并有意以之代替孙登。
何以如此?究其根源，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孙权“嫡庶不分，闺庭错乱”。根据儒家“子以母贵，母以子贵”的原则，孙登虽为权长子，但仍有身份上的弱点。据《三国志·孙登传》、《吴主徐夫人传》，登生母“庶贱”，由徐夫人母养之，后徐夫人以妒废处吴，“步夫人最有宠”。故登将拜太子时，辞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先立后”，权问：“卿母安在?”登答“在吴。”权默然。孙权不立徐氏为后，这使孙登的地位始终不稳定。故清人何焯就此指出“有防微之虑者，当在此时。”[5]后孙权意以步夫人为后，“而群臣议在徐氏，权依违者十余年，然宫内皆称皇后，亲戚上疏称中宫。”[6]这表明徐氏与步氏之间争后持续时间甚长、斗争甚为激烈。支持徐氏者主要是儒学朝臣，他们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为了维护太子登的合法继嗣地位。而孙权则不重儒家礼法，意欲因爱立后。汉魏之际礼教松弛，不少统治者都如此，其中最著名者当然是曹操父子，孙权也如此，正如何焯所说：“三国之君皆不知正家，纳再婚之女而反使聘嫡下之，此权晚年所以继嗣不定也。”[7]在徐氏与步氏相争过程中，孙权尚有理性，没有演化成残酷的政治斗争。但步氏无子，此后步氏逐渐失宠，王夫人取而代之，王氏有子孙和。这样形成了步氏与王氏相争的局面。随着孙权年龄的增长，理性日衰，终于在新一轮后宫斗争的刺激下，促成了统治集团内严重的政治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