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赵章成这个名字对人们来说很陌生。即便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中，这个名字在上千名少将中也并不显赫。论军事业绩，他从未指挥过那怕一次小型战役;论军事职务，他最高只在建国后担任过炮兵副司令，而且在几位副司令之中排名最后。论军事造诣，他在解放军的炮兵理论中也没留下什么著述。
然而，他却在军史上留下了极为特殊的痕迹。
赵章成原本是冯玉祥西北军一部改编的国民革命军二十六路军中的迫击炮手。1931年，二十六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人的领导下举行宁都起义，改编为红五军团，赵章成随同部队加入了红军。当时红军的武器十分困乏，迫击炮这种步兵伴随武器已经是重装备了。而有迫击炮操作技术的赵章成，很快就成为了当时红军中有限的技术干部之一。但与众不同的是，赵章成又是一位没有文化的技术干部，加入红军时他甚至还是文盲。入党后，赵章成仍然保持着他中国农民式的所谓佛教信仰：不愿杀生造孽与相信轮回转世，在作战开炮前总要祷告一番，说自己是奉命开炮，冤魂不要来找他。而且常常是发三炮要让一发不中，为的是显示慈悲为怀的菩萨心肠——为了这个，他还被保卫局弄去审查过，幸而当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认为他是难得个人材为他作保，这才没有被作为“反革命”被“肃反”肃掉。
长征时赵章成已任红一军团炮兵营营长，但他还是坚持着这个祷告习惯，在当时红一方面军的中级干部中一直传为笑柄，而他的这个习惯直到长征结束后才完全放弃。
尽管赵章成没有文化，但在西北军严格的旧式军棍训练下，结合了他自己的天赋和战斗经验，练就了无人能及迫击炮操作技术，在军史上写下了特殊的一笔。普通的八二迫击炮，一旦到了他手中，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了：“神炮”!
在长征途中，赵章成的迫击炮显示了神奇的威力。
突破乌江战斗中，杨成武的红四团第一次强渡和夜间偷渡都告失败，第二次昼间强渡，赵章成指挥三门迫击炮的炮兵营进行火力支援。说是“指挥”，实际上是他自己操炮。当强渡部队靠上对岸时，赵章成仅经过简单的目测和一发试射，第二发就准确击中目标，摧毁了对部队威胁很大的敌火力点。接着，他又以准确的炮击打在敌反击部队的冲锋队形中，敌方反冲锋随之溃散，红一方面军渡过了天险乌江。在尔后四渡赤水等战斗中，红军击败的多是西南土著军阀的军队，这些部队装备训练都很差。一位当年参加过娄山关战斗的老将军在看了电影“四渡赤水”中娄山关的场面时说：“这是瞎编，那时贵州军队绝对不敢和我们拼刺刀!”郭天民上将回忆红九军团在过金沙江后单独行动的文章中提到，贵州四川的军阀部队是嗜鸦片的“双枪兵”，装备的多是当地的土造步枪，机枪都很少。这样红军在战斗中难以得到补充，俘虏有烟瘾，不能补入部队;枪支质量太差，与红军的弹药不合——九军团在老木孔战斗胜利后，一次就烧毁了近千支这类土造步枪。
当红一军团到达大渡河安顺场渡口时，赵章成的手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发炮弹了。
强渡大渡河的安顺场战斗，是在长征途中极为关键的一次战斗，也是关系到了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战，若胜，红军就能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撞开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大门，若败，红军就是当年石达开第二。而在今天，凡谈到安顺场强渡的书籍文章，都会提到著名的“十八勇士”，同时也必然会提到赵章成和他的迫击炮。
安顺场强渡战斗，运载工具只有一条小木船。第一船过河的就是“十八勇士”中的九名勇士，领队的是连长熊尚林(抗战时阵亡)，第一船勇士在敌人机枪火力掩护下强行登岸，向桃子湾渡口守敌发起攻击，这桃子湾渡口是一个陡峭的石梯，第一船的勇士们被敌人的火力压制在石梯下;而红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建国后授中将军衔，曾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率领的第二船(九名勇士)行至中流即中弹漏水，敌人火力也造成船工慌乱，偏离方向，一时难以靠岸，情况变得相当紧张严峻。
值此紧急关头，指挥战斗的红一团团长杨得志急令赵章成开炮支援。赵章成当即弃炮架与瞄准镜于不用，左手抱着迫击炮管，右手装载炮弹进行“简易射击”，全凭自己精到的目测术、手感和经验技术来操作。红军炮弹不多不能过多试射，更不能浪费。而在如此困难严峻的情况下，赵章成的三发炮弹竟然全部准确无误地命中目标，或摧毁了敌人的机枪火力点，或命中在敌人的反扑队形中心。
在赵章成准确的迫击炮火掩护下，先登岸的九位勇士籍此机发起冲击，夺占了渡口工事，为第二船九位勇士登岸赢得了时间。同时，这三炮对没有重武器装备的川军部队是极大的震慑，他们并不知红军其实炮弹并不多。扼夺渡口的川军士兵因惧怕炮击而开始遗逃，敌人渡口防御彻底崩溃。
随后杨得志率增援部队乘第三船渡河，安顺场强渡战斗以红军的最后胜利而告结束。
几天后的泸定桥战斗中，赵章成又用准确的迫击炮火掩护了红四团二十二位勇士飞夺泸定桥。
安顺场战斗，使赵章成的名字在军史上狠狠放了一光彩。《红星报》在表彰这场战斗时，还特意提到了“赵章成同志的准确迫击炮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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