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七月，马嘉理事件似乎还在原地踏步。威妥玛发现，总理衙门的人，没一个是认真办事的，在没完没了的推脱、推卸、推诿、搪塞、虚晃中，时间一天天过去。威妥玛在日记中，生动地描述了总理衙门的大臣是怎样议事的：“凡各国使臣至总理衙门，必具酒果，王大臣以次陪客同坐，一若以饮食为交涉之要务也。又中国虽事权不归一，然大臣仍不敢各抒己见，每使臣发一议论，则各人以目相视，大臣视亲王，新入署之大臣又视旧在署之大臣，若王一发言，则各人轰然响应，亦莫非是言。若亲王不言，诸大臣必不敢先言也。”这种场面，凡官场中人，都不会觉得陌生。
不过，总署的人也有自己的理由，他们觉得洋人脾气恶劣，不可理喻。崇厚就批评威妥玛：“威妥玛的谈话是不能当真的——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今天说是，明天又说否……暴怒、愤慨、咆哮，任性而发，使我们只好不理。” 双方的思想、文化、语言、习性都格格不入，对起话来，就像隔着一座喜马拉雅山。
威妥玛指责总署：“总署向来办事多是含混敷衍，不独此一件事!无论何事都是往返商量多日尚无定见，似此如何办得事的!”他声称，既然总署没有诚意，他只好离京，前往上海。路经天津时，李鸿章约他七月初三会晤。
当日，威妥玛到衙门拜访李鸿章，按照督抚衙署规定，凡有客至，先由门役通知号房，再由号房通知门房，由门房再通知签押房。威妥玛性急烦躁，等了一会，满头大汗，大叫：“不能杀我，殆将渴死我耶!”大怒而去。第二天，李鸿章亲自到英国驻津领事馆回访，为昨日开门略迟道歉。
威妥玛直接质问李鸿章，究竟有无资格办理此事：“中堂如是奉旨办理此事，或总理衙门有信请中堂办理，此事我自然应与中堂商办;倘或不然，只好谈论，不能商办。”
李鸿章依然保持微笑，肯定地说：“我是通商大臣，专办交涉事务，云南钦差又是我的胞兄，商办既可，谈论亦可。”
威妥玛说：“云南之案并非通商事件，今中堂这么说，自然是未奉旨办此事。我们亦可细细谈论。”
李鸿章说，你可以当我是旁人闲论，不妨将心里意思照实告知，不要说虚假话。他的谈判艺术，时而小溪潺潺，时而飞流直下，时而板起面孔，时而又嬉皮笑脸打痞子腔，张弛节奏，把握得非常到位，而且他能扣紧关键，言之有物，不拘小节，肯负责任，折冲调和能力颇佳，洋人都愿意与他打交道。
威妥玛把云南当地缅商和柏郎的信函，交给李鸿章过目，里面对腾越官员如何派兵阻路，如何迎击柏郎，如何杀死马嘉理，有详尽的描述。李鸿章仍坚持说，阻路的是当地团练，不是官兵。威妥玛反驳：“穿号衣的如何不是官兵?”
李鸿章一时语塞，只好劝威妥玛少安毋躁，现已派钦差查办，大概年底总可以办完。威妥玛声色俱厉地呵斥：“自咸丰十一年到今，中国所办之事越办越不是，就像一个小孩子活到十五六岁，倒变成一岁了。”他又说：“总署向来遇事，总云从容商办，究是一件不办。今日骗我，明日敷衍我，以后我断不受骗了。中国办事哪一件是照条约的!如今若没有一个改变的实据，和局就要裂了。令兄到云南也不能定如何办法!”
李鸿章说，两国相交，全靠条约。条约如何可以改变?除条约外如何可作改变凭据?中国历年所办之事，若皆不照条约，你是英国钦差，怎么会答应呢。威妥玛说：“中国有许多事不照条约，非止一端，非止一日，比如商货完税后到处百方抽厘，名曰华商捐厘，无非洋商暗损。”
李鸿章说：你不要尽听洋商之言，怎样抽税捐厘，这是中国自主之权，你岂视中国不当自主之国?威妥玛马上尖刻地说：“丹国是一个极小国，我国还许他自主，何况中国?但中国自周朝以来常说内修外攘，试问至今内修若何?外攘能否?今不改变一切，恐终不能自主，非独我一人意见，各国官民皆如此说。”这番话虽然难听，却一针见血，道出实情。威妥玛说得兴起，愈发口没遮拦：“中国改变一切，要紧尤在用人，非先换总署几个人不可。”
李鸿章变色说：“国政非尔等所能干预!”
威妥玛抱怨：“我在中国办事三十余年，无时不帮中国相商，而今我心已灰透了，物极必反亦不能怪我。”最后他抛下一句狠话：英国与中国“恐一定是绝交样子”。李鸿章事后形容，威妥玛在会谈中“气焰甚张，语意过于激烈，恐难挽回”。
……
夏天的烟台，风和日丽，海风习习，大沽河波光粼粼。外表祥和平静，内里充满危疑震惧。威妥玛邀请李鸿章登上英国军舰观操，人们又纷纷劝李鸿章，千万不能踏足英国轮船，当年两广总督叶名琛，就是一上英船，便从此杳无踪影了。李鸿章呵呵一笑，毫不介怀，坦然上了英国军舰。威妥玛握着他的手说：“吾今服矣。”
朝野和各国都紧盯着这次中英会谈。李鸿章在谈判前，扬言这次谈判，最终结果要与修改《天津条约》结合起来，因为《天津条约》的签署国除英国外，还有美、法、俄等国，他们对英国这次单独向中国索取权益，深感不满，这时各国外交官大都聚集在烟台避暑，李鸿章正要利用他们，对英国施压，令其不敢过分要价。
与威妥玛的谈判，从七月初三开始，历时二十多天。威妥玛的态度，有所改变，虽然放弃了要提岑毓英到京审讯的要求，但其他方面，态度依然强硬。他对李鸿章说：“我在中国当了七年驻京大臣，受尽文(祥)中堂磨折，怄气已多，今文中堂去世，又有沈(桂芬)中堂办事，也是一样路数，无非薄待洋人，欺瞒哄骗，不免有种种爽约之处。外省如闽督，藐视洋官，南洋沈(葆桢)制台于梅正使往晤时，事事不受商量。十八省官员，大约皆一般见识。我想若要改变，除非照咸丰十年办法，英打到京城，那时或可改心。此案若问真正罪人，不是野番，不是李珍国，也不是岑(毓英)抚台，只是中国军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