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我们都看过《康熙微服私访记》，可是康熙帝真的“微服私访”过民间吗？这可不好判定。因为皇帝作为君主，其实是不可以走到民间去接近群众的，历史上也没有史料可以证明康熙走访过民间。
《圣祖仁皇帝圣训》设有“省方”类目，记载康熙皇帝有关巡幸的一些谕旨，表明康熙皇帝的行政特色。省方，就是视察四方。翻开《清圣祖实录》，有关康熙皇帝巡幸的记载连篇累牍。他东巡山东，西巡陕西，北巡塞外，南巡江浙，京畿之地更是频繁巡视之地。巍峨泰山、名胜孔府、壮丽五台、苍莽草原、清秀水乡都留下了康熙皇帝的足迹，不过他的巡视主要不是为了游玩，而是出于政务的考虑，从这个角度看，康熙巡幸是勤政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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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是看看康熙皇帝巡视地方的一些具体情形，以了解康熙巡幸的历史面貌。康熙皇帝最有代表性的巡视是六次南巡。南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黄淮冲决为患”的问题，亲历河道，寻求治河方案，考察治河工程；同时周知吏治，观览民情。南巡主要走水路运河，御舟自京而下，途径直隶（今河北）、山东、江浙，最远到达苏杭。
康熙皇帝十分注意巡幸，尽量避免骚扰百姓。他要求凡巡幸一切需用之物，皆从节俭，巡幸需用草豆木炭食物，概勿令地方官派取民间，扰害百姓，由衙门照时价采买供给。巡幸时常带负责监察的科道官，稽查强行买卖扰害百姓者。要求地方文武大小官员不许与扈从官员以戚友送礼，对于馈送收受人员，“以军法从事”，其扈从大小官员及随往仆役，如有横行生事扰民者，一并从重治罪。还到处张贴安民告示，声明发现地方官私征，定行从重治罪。要求凡经过地方，百姓须各安生业，照常生活，不得迁移远避，反滋扰累。康熙皇帝巡视也注意减少随从人员，轻装南下，巡视堤堰，沿途皆设营幄，不御屋庐。康熙皇帝说自己“便道至浙江观风问俗，简约仪从，卤簿不设，扈从者仅三百余人”。据此可知简约情形下他的巡视队伍规模。巡幸驻跸之处，他说也未有超过三日的，担心扈从人众，恐多留一日即滋百姓一日之扰。可见他注意节制，尽量少给百姓找麻烦。
尽管如此，地方官害怕接驾不周，同时也想借机敛钱，还是有扰害百姓之事的。康熙皇帝就曾说：各省不肖官员借口修理行宫，供备器物，并建造御书碑亭等项名色，动用正项钱粮。说是捐俸偿还，并不偿补，及至亏空数多，复加倍私派科敛肥己，以致给百姓带来沉重负担。种种弊端，不可胜指。巡幸免不了加重百姓的经济负担。
康熙皇帝认为：“百姓足则国家充裕，若期比屋丰盈，必以蠲租减赋，除其杂派为先。”同时他为了减轻巡幸沿途百姓的负担，经常蠲免沿途地区的地丁钱粮。如第二次南巡，将江南全省积年民欠一应地丁钱粮、屯粱芦课、米麦豆杂税二百二十余万概与蠲除。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皇帝第三次南巡，看见淮扬一路既困潦灾，所过州县耕获、市场不及以前二十三年（1684年）、二十八年（1689年）第一、二次南巡时，认为：“此皆由地方有司奉行不善，不能使实惠及民”，因此“亟思拯恤，截留漕粮，宽免积欠”。采取切实措施减轻百姓负担。他也认识到，蠲免钱粮原为百姓小民，然而田亩多归缙绅豪富之家，小民所获甚微，无田穷民未必均沾实惠，约计人民有恒业者十之三四，余皆赁地出租，所余之粮仅能度日。于是要求地主也要给佃户适当免收地租，调整主佃及其与国家的关系。
由于康熙皇帝大量蠲免钱粮，民间有建立碑亭称颂的，康熙皇帝担心此举各地仿效，未免致损民力，下令停止建造。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南巡驻跸苏州府城内，正逢生日万寿节，官民奏进各种食物。康熙皇帝以“因阅视河工，巡访风俗而来，非为诞辰也”，谢绝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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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还以江南浙江为人文萃集之地，入学名额应酌量加增，又于府学分大中小各增五名，以示奖励人才之意，也有同江南知识分子联络感情作用。
清朝常有百姓拦截官舆告状之事发生，皇帝的舆轿被拦阻，势必影响巡视进展，也不利于安全。于是还严禁军民怀奸挟诈，希逞私愤，善于驻跸处所告讦；倘有妄控，除所告事不与准理外，仍严加治罪。从这一点看，康熙皇帝是不会喜欢进行微服私访的。
但是，康熙皇帝巡幸也不是不见百姓。他到了扬州一带，因不严警跸，百姓男女老幼奔走杂沓，瞻望恐后，高岸水次，甚至有倾跌之虞。于是要求百姓：“止于夹道跪迎，毋得紊乱追趋，致有诸患。”康熙皇帝巡视山东时，所经城邑百姓扶老携幼，夹道欢迎，康熙皇帝询问道路旁的百姓收成情况，得知“连岁顺成，民生稍得安业”。一般来说，南巡多由舟行，官民群集两岸迎驾，由陆路西巡，经过郡邑官民无不扶老携幼，欢腾道旁。康熙皇帝令在乘舆左右备咨地方利弊，据说大家都畅所欲言。康熙皇帝曾巡幸至德州，见有一二灾民流移道路，于是询问疾苦，表示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