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贫富分化是古今都存在的问题，在古代贫富差距也是十分悬殊的。为了安抚民心，必须要对这些奢靡之风采取一些制止手段。那汉武帝是如何解决贫富分化的，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汉代初年，经过血腥的秦末和楚汉之战，国家陷入赤贫。《汉书·食货志》载：“汉兴……天下既定，民亡蘸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皇帝无力使用四匹同样颜色的马，而将相们上朝竟然邋遢到坐牛车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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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文景之治，“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馀财。”也就是说，汉初的高祖、吕后、文帝、景帝等历代主政者，已经做好了社会财富的超级大蛋糕。到汉武帝即位之初，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切分这块大蛋糕了。
然而，汉武帝初年，国库能调动的财力仍十分有限。原因是：汉朝的权贵利益集团，聚敛了绝大部分的社会财富，霸占了国家大部分利益。而社会贫富分化更是触目惊心：一面是权贵豪门奢华无度；另一面则是“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汉代大儒董仲舒也曾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权贵奢靡、奸商暴富，市场混乱、国弱民贫，这就使外表华丽富裕的汉王朝，在匈奴的烈马强弓面前不堪一击，只能用公主和亲的软性外交苟且偷安。
如何集中国力解除边患？如何解决已将国家经济逼上悬崖的贫富分化？而又能不动摇社会稳定呢？汉武帝实行了颇显雄才睿智的一系列“软性”改革。
首先，用软性“强拆”方式，对奢靡浮华、富可敌国的地方豪强实行举家迁徙。元朔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颁布了着名的《迁茂陵令》。他命令凡是财富在300万钱以上的巨富豪门，一律迁徙到京城附近的茂陵。有历史学家指出，按财富势力换算，这个标准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亿万富豪。
值得称道的是，汉代对亿万富豪的财产剥夺并非流血革命，而是极具魅力的软性迁徙政策，不像今天某些地方政府的暴力强拆。汉武帝的做法很聪明，对迁徙茂陵的豪门巨富颇有奖励———政府支付给每户迁徙者20万钱的高额“拆迁补偿款”，还奖以政治荣誉，可以脱去商家身份，跻身世家名门。举家迁徙失去土地的茂陵子弟，不再囤积财富，而是一掷千金，致使长安城成为世界第一豪华都会；而“茂陵子弟”，也成了“富二代”专用的古代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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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剥夺豪富集团巨额红利的软性改革，也并非一帆风顺。《迁茂陵令》刚颁布时，也曾出现举国抵制的情况。许多富户豪门按兵不动，而颇负盛名的大侠郭解，竟铤而走险走起了上层路线。他提出：自家财富不足300万，请求朝廷准许不迁徙。如果这位郭大侠通过法定程序直接提出诉求，也许还有斡旋余地。但他偏偏相信权力万能、坚信最重要的是“上面有人”，于是托请汉武帝最信任的皇后卫子夫之弟、大将军卫青替自己说情。汉武帝当即意识到官商权贵结合的危险，慨叹道：能让朝廷大将军说情的人，还不是地方上的豪强巨富吗？他决定对民间富豪的官商勾结“零容忍”。于是，历史上极负盛名的一代大侠郭解，以间接杀人案遭到朝廷通缉，最终惨遭灭族之灾。
其次，以皇室血缘和裙带关系为根基的官方权贵利益集团，同样是汉代解决贫富分化“软性改革”的锁定目标。众所周知，汉初分封制度使王朝内部王国侯国林立，被封王侯的皇室刘姓子孙，不仅祸害一方、鱼肉百姓，而且时时威胁中央集权，成为尾大不掉的官方利益集团。如操之过急，则难免引起晁错削藩的七国之乱。汉武帝反复思索，决定同样采用软性改革，消减各方诸侯的势力。
也是元朔二年春正月，汉武帝颁布了《推恩令》，规定各诸侯王国嫡长子之外的其他王子，可以从其父祖的王国里分出若干个小侯国。汉初规定，只有诸侯嫡长子才能继承王位，其他王子则落魄流离，甚至归于庶民。这项《推恩令》颁布后，一时欢声雷动，诸侯庶子们喜笑颜开奔走相告。实际上，实力强悍的诸侯王国由此越分越小，成为受县郡管辖的小侯国，不能再强征暴敛，也不会再形成地方对抗中央的紧张局面。制度化的官方亲族利益集团，从此淡出历史舞台。
其三，对官商合谋、囤积居奇的商业暴富集团，汉代更予以毁灭性打击。国家用“平准”、“均输”平抑物价；对百姓调整税率、降低税收；而对搅乱金融、牟取暴利、垄断市场的不法商人则严刑峻法，并对生活必需品规定最高限价，实行“盐铁专卖”。由此，官商合谋垄断市场受到遏制，物价大幅降低。据记载，从公元前110年到公元前49年，在长达61年的西汉历史上，没有通货膨胀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