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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事中、谏议大夫侍奉天子左右，职当规谏、讽议朝政，是朝廷谏官。给、谏兼领史官之职，使史官执笔载事之权有了更加现实的政治内容，史官载事对于皇帝行动的限制通过现实政治生活中的谏诤等形式得以体现，无疑加大了对皇权行使之限制的范围与现实意义。贞观年间政治清明，与这一制度的实施有很大关系。从这一意义上说，无论何种制度对皇权的限制，其实都更加有利于皇权的有效行使，因为，所谓诸种形式的限制，归根到底都是使皇权在行使过程中减少失误，而不是对皇权本身的制约或束缚。这与皇权运作过程中对“后事”的担忧是一脉相承、异曲同工的。就是说，皇权所接受的种种限制，正是自身得以巩固与有效行使的需要，是保障宗庙社稷永固、并获青史之上美名嘉誉的需要。大抵皇权行使过程中较能接受诸种限制之时，也是政治状况较为清明之世。贞观时期唐太宗较能注意纳谏、较能严格守法，所以也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颇令后世称誉的贞观之治，这一时期皇权行使当中的失误也较少;隋炀帝骄矜拒谏，举止略无节制，随心所欲，终致以万乘之尊，死于匹夫之手。两相比较，皇权之接受限制的政治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最后仍需要强调的是，不论是对皇权的何种性质与何种形式的限制，归根结底是为了服务于皇权，是出于使皇权更加有效行使的需要。不同形式与内容的限制，从根本上要服从于皇权意志，这些限制绝不能超越皇权、冒犯皇权的尊严，唐太宗以魏徵“每廷辱我”而欲杀此田舍翁。甚至如唐太宗亲观国史，更能反映出皇权意志是可以凌驾一切的。元和初年任左拾遗的翰林学士白居易，曾因论事之际，直言“陛下错”，唐宪宗大为恼火，认为是“白居易小臣不逊”。据《旧唐书》卷一六六《白居易传》载唐宪宗所言，则为“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这很贴切地说明，即使是谏官，论事之际也不能冒犯皇帝的尊严，无礼不逊之辞，是会令帝王难以忍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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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皇权的限制种种，都须以维护皇权的尊严与地位为前提，以保证皇权的有效行使为旨归，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和这一范围之中，对皇权的限制才有可能实现，如果超越这一条件和范围，对皇权的限制与束缚则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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