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较那些地痞，以及由地痞转化的官痞来，文学家的流氓化显然更具有“影响力”，称他们是“流氓精英”并不“过誉”。提及“精英”流氓化朝代，西晋当列头牌。
西晋以奢侈成风闻名，彼时社会虽贫富悬殊，但享乐主义至上。整个社会弥漫着“我堕落我快乐”。
尽管享乐主义打破了虚伪的礼法，肯定了人的自然属性，并直率地加以表现，但其根本上是非理性的，是以吃喝玩乐的兽性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所以，享乐主义主宰下的社会，“道德沦丧、风气败坏”必随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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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精英阵营也呈“两极分化”。以石崇为代表的一部分社会精英主动下水，追逐世风，助长奢侈，混迹官场，敛财斗富。当然，也有另一部分精英看不惯这一切，力图避世隐居，超然物外。但是，隐居的精英显然不敌斗富的精英。隐居作家群——“竹林七贤”的带头大哥嵇康被皇帝砍了头，而斗富作家群的带头大哥石崇却备受皇帝宠爱。
石崇之所以在当时“声名大噪”，靠的不是文学作品，而是“斗富”。能捞钱、能“显摆”，是这个时代宠儿“才气”的“精华”所在。
石崇在捞钱方面“出类拔萃”。当然，他的生财之道，靠的也不是“版税”，而是权位——职场官位。他当过省级地方大员，曾任荆州刺史。在任期间，不爱造福于民，专爱“打家劫舍”。史书称他在荆州“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这就是他的致富手段——令人不齿的“官盗”。
以石崇为代表的文学家，全然失去了社会“是非观”甚至羞耻心，全力追求以“实惠”为目的行为方式。通过“如厕换新衣”，“蜡烛当柴火”、“击碎珊瑚树”等具有几分“传奇”色彩的斗富故事，可以看出石崇在世风日下下，起到的是多么不良的导向作用。
玩女人争女人也是流氓精英的强项，石崇在这方面也是不拘一格，乃至最后因为争女人送了命。石崇最终“不得好死”，直接原因是因为一个叫绿珠的小妾，石崇惹怒了更大的权贵赵王司马伦相忌，落得个开刀问斩的下场。司马炎死后，没人罩着石崇“显摆”，流氓作家再跟流氓皇室大肆“显摆”，只能“显摆”致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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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崇死后，留下一个耐人寻味的疑问。那就是他的主子晋武帝司马炎为何不再像老爹司马昭那样重视人才、而是偏爱石崇这样的“废料”呢？难道他是一个发昏的皇帝吗？
问题也许不那么简单。笔者以为，晋武帝司马炎虽然奢侈成性，但毕竟不是个糊涂虫。他偏爱石崇、鼓励臣下斗富，恐怕不是出于一时糊涂，除了纵欲的本性，不能排除有更深的政治统治意图。
三国归晋后，天下政局基本稳定，晋武帝司马炎一时处于“志得意满”的最佳状态，于是开始玩物丧志。但一个皇帝要想“高枕无忧”，自己玩物丧志显然不够，要满朝文武都玩物丧志才行。鼓励群臣斗富，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乱七八糟”的奢靡世风，大概也是这位暴发的皇帝“废掉群臣野心”的“御臣之术”。
天下已定，满朝文武都蜕变成为行尸走肉，暴发的皇帝遂无被夺宝座之忧。世人皆怨晋武帝带头腐败，谁解司马炎醉翁之意不在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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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晋武帝鼓励文学家也去斗富，是有意为之的毁人游戏。在这场游戏中，他无非是拉举国人才同他一起“下水”，当社会精英都流氓化之后，玩物丧志的他们还有什么贰臣贼子的野心吗？
在主子毁人游戏的推波助澜下，斗富的石崇既是“时代风尚”的模范，又成为时代的牺牲品。
最终不得好死的石崇给后世还留下一本《石崇全集》，证明自己好歹也是一文学家。文学是时代的灵魂，一个在毁人游戏中生成的“行尸走肉”，只享乐没思想，真才已废，灵魂又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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