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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不知道在成吉思汗的私生活中，有任何事实可以解释作他那特别残酷的证据。相反地，我们的一切资料，却都是提供他的宽大和我们已经主张过的自制心等等的许多例证。别克帖儿的暗杀，及被成吉思汗的命令所执行着的其他谋杀和屠杀等，假使人们能够认清当时的观念和习俗的话，那么便不会把这些事情看作是他的残忍或嗜杀的证据了。成吉思汗所犯的罪恶，或者预备去犯的罪恶，在他周围的道德标准，和培养他精神的伦理和宗教观念中可发现乃是些平常的事情。他始终是一个信奉原始“珊蛮”教的游牧民。他对于“长生天”和守护神抱着基本的道德责任感，并且还拥有充分发展的占有本能。
谋略、公正和贪婪
在战事中，他时常求助于谋略，甚至去做各种各样的背信行为，但是在私生活上，他决没有表现过这种特性。讲到其他的事情，已经像我们所叙述过的那样，他对于公正无私是看得格外尊重的。在其他方面，他也有一种猜疑性的贪婪，并且还十分警觉地爱惜他的财产。
参加过许多次战役，指挥过好些次战斗和围攻的这样一位伟大征服者——成吉思汗，似乎并没有显著的匹夫之勇;他心目中的将帅才干是应该胜过兵士的。无论如何，他并没有传奇式勇武的倾向，同时也没有抱着一点儿的冒险侥幸心理。假使在他的青年时代，他曾经有机会表现过“匹夫之勇”，那么在登上汗位以后，便可常常在不适当的状态下去显示他的勇武了。他虽然领导着他的军队作战，并且还在正式交战时担任着指挥，但是从来没有参加过骑兵队的列阵混战。因为他十分了解这件事并不是统帅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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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其幕僚巴剌那颜问他道：“主上如是神武，无坚不破，请问有何征兆?”成吉思汗答道：“我未即位之先，尝独出，遇六人守隘口，不得过。我持刀以前。矢如雨集，而我无一伤。杀此六人而行。归途经六尸旁，其六骑仍在。我即驱之以归。所谓征兆，如是而已。”依照成吉思汗的想法，以为这便是一种“征服的征兆”。“上天”已经注定他不会遭受一种“不测之死”，他已经杀死了他的所有敌人，并且还夺取了他们的乘马。他常常用这种见解去观察他自己。“长生天”已经把一切有毛毡裙的百姓，一切邻邦，和整个世界的统治权授给他和他的“黄金氏族”——蒙古人。因而他的义务便是为着他的部队准备在这样方法上去领导他们获得确实的胜利，这样他们或许可以享受到征服者所赐予的盛福了。他的军事组织和其“札撒”，都同样良好地适合于管理一个小部落和统治整个世界，在未来的日子里，假使有人能够服从他的律令，那么他也将有资格去对他自己说，好像成吉思汗说过的一样：“长生天命朕治理百姓。”这便是“天才的野蛮人”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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