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桌在变，美味不变
毫无疑问，明朝末年引入原产于墨西哥的辣椒，对中国饮食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后来的川菜和湘菜在此发轫。也许那时候的人怎么也想不到，就这么一种让人无法忍受的调味品居然能对人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辣椒强烈的刺激着人们舌尖的味蕾时，也将豪爽而泼辣的性格注入了中华饮食，甚至影响到了中国人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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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在明朝，辣椒发起地是江浙和两广，被川湘菜接受则要到清乾隆年间。湖南一些地区在嘉庆年间食辣还不多，但道光以后，食用辣椒便较普遍了。据清代末年《清稗类钞》记载：“滇、黔、湘、蜀人嗜辛辣品”、“(湘鄂人)喜辛辣品”，“无椒芥不下箸也，汤则多有之”。
在辣椒进入中国以前的漫长岁月，除了蒙古人让牛羊肉更加普及发扬光大，中国人的饮食变化相对不大。以辣椒为代表的明末餐桌大爆炸，中国人迎来了最丰富味觉盛宴，现代中国人餐桌上最常见的菜，几乎都是这个时候突然降临的。
万历年间西方人从南美洲带来的番薯(红薯)这同样是一种神奇的作物，虽然它毫不起眼，似乎对中华饮食文化也无影响，甚至是难登大雅之堂。但是，番薯的引进却真正解决了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番薯使得中国南部山区得以开发，不能种植水稻的山地得以遍种番薯。高产的番薯在饥荒之年一次又一次的拯救了无数中国饥民。清朝开始的人口膨胀可以说正因为红薯为代表的中坚力量。同样的还有来自南美洲的玉米：玉米作为蔬菜的同时，也是世界第三大的粮食作物。在养育了众多人口以外，玉米是全世界动物饲料的主要原料。在中国的一些方言里，玉米被称之暹罗米，暹罗是泰国的旧称，可见它很可能是从东南亚传入中国的。
与番薯和玉米相比，土豆的传播速度和影响力无疑更加快速，土豆是从南美洲传入欧洲，再从欧洲传入美国，中国似乎是它最后征服的地方。但没用多少时间，它的身影横越了整片大地，出现在了西南的高山上：因为在中国西部贫瘠的土地上，惟有它能顺利成长。而伴随快餐文化，它甚至改变中国人传统的饮食习惯和口味。在成为大众食品的同时，薯条、薯片也成为了一种美国流行快餐文化的一部分：尽管美国人也是从法国人那学会怎么做薯条的。在漫长的冷战岁月里，在欧美之外的社会主义阵营，人们认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提是每天一顿“土豆烧牛肉”，可见土豆的魅力是通吃东西的。
那时候，苏联著名植物地理学家恩·依·瓦维洛夫在其“世界农作物8大起源中心”学说里，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起源中心，但众多作物的成功驯化，绝不是汉族独立完成的。甚至直到晚清民初加入的“洋汽水”，也衍生出了可乐鸡翅、雪碧苦瓜一类的餐桌非主流。
舌尖上的中国正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变得丰富而博大：它是舔完一碗豆腐脑后的满足，是莴笋水煮后的清香，是烤羊肉在火上的嗞嗞声，也是一碟扬州炒饭后解腻的水果，更是一种无需表达的爱国主义：毕竟，肠胃最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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