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对抽烟者的态度更加严厉，《天条书》载明：“凡吃黄烟者，初犯责打一百，枷一个礼拜；再犯责打一千，枷三个礼拜；三犯斩首不留。”清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贼禁》记载：“犯吸黄烟者的枷责，以烟置枷上，荷之游街。”抽几口黄烟，轻则一顿棒打，还要夹上木枷，插上烟杆游街示众；如果没被打死，还想再来上那么几口，过一把烟瘾，便会被砍去首级，尸首分离。
但道光、咸丰年间以后，随着清王朝的日益衰落，“控烟令”也成了一纸空文，致使“烟民”剧增，“上自王公贵族，下至走卒乞丐，莫不人口衔一支烟以鸣得意。”故此，人们将吸纸烟、吸鸦片、打麻将和嫖娼并列为晚清“四大公害”。
民国禁烟遇阻，孔祥熙为保国家税收“暂停”禁烟
民国时期，为禁绝鸦片烟毒，政府曾做了些工作，禁毒取得一定成效。在禁毒的号召声中，又延及到了禁吸纸烟的问题。
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和宋美龄联手发动新生活运动，试图改造国民之习性。1934年2月19日，星期一，像往常一样，南昌行营的礼堂里正在举行每周一次的总理纪念周活动，蒋介石做了名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主题发言。为了强调社会精英担负着教育人民的责任，蒋介石提到了一个在南昌街头吸烟的孩子：前几天我还在街上看见一个小学生吸纸烟，这样还了得吗？他做学生的时候就要吸纸烟，长大不会吸鸦片烟吗？当时我因为车子走得太快，不便拉他，你们一般教职员，或警察，应当也看见，看见的时候，就要拿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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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又回忆起他在处理福建事变期间，在建瓯执行军务时，曾看到一个抽烟的孩子：“我此次到了建瓯，有一回发现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在街上吸烟，虽穿了很好的衣服，还是一点教育也没有，因此我随即叫他的父母来要办他，从此以后，建瓯就少有小孩子吃烟的了，由此可见转移风气，改造社会，并不是什么难的事情。”
1935年1月蒋介石去浙江的时候，看到很多大幅纸烟广告牌，非常生气，亲自发了一封电报给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和宁波的行政督察专员，命令他们禁止纸烟广告，并要求将这些广告换成新生活运动的宣传和国内农产品的广告。
同年5月，蒋介石向全国发表了《新生活运动纲要》，纲要附10条《新生活须知》，因其“第6款之新生活中之食”有“鸦片屏绝，纸烟勿吃”一语，一场波及全国诸省的禁吸纸烟活动，随着新生活运动开始了。福建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刚一成立，当即发布《通告》，声明“本周为不吸香烟运动周”，并限定二日以后，摊贩不许贩卖香烟，行人不许在路上吸食香烟。甚至还有地方拘拿卷烟商贩，并将他们运输、销售的卷烟公开焚毁的事情发生。
推行新生活运动中出现的大规模的禁吸烟运动，惊动了国民政府的高层。财政部长孔祥熙为确保国家税收，又要贯彻新生活运动的旨要，由他召集财政、内政、实业三部，审议了浙江省政府呈请实行全国禁吸卷烟一案，并报行政院批准，决定“对吸食卷烟，暂缓禁止”。财政部甚至于1935年6月15日下一文，称：“任何团体，如有假借新生活运动名义，禁止人民吸售纸烟，务应立予纠正，以维国税而安商业。”至此，由“新生活运动”而起的一场禁止吸烟运动，在国府的“暂缓”和“以维国税而安商业”之下，遂告结束。
“史上最严”禁烟令如何落地有声？人们拭目以待
6月1日北京启动“史上最严禁烟令”，这意味着届时，所有“带顶儿”的场所都要禁烟。
近年来，“史上最严”常作为形容词与各种禁令的发布一同出现。不过诸多禁令在实际执行中止于“纸上最严”的尴尬处境，让“史上最严”几个字的意味显得颇为复杂，甚至略带讽刺。
从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2006年在我国正式生效算起，也有8年光景。其实早在1996年，北京就率先在全国通过地方法规进行控烟。2009年，广州推出了当时“史上最严”的控烟条例，规定餐厅、网吧、公园、车站等公共场所全面禁烟。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近200个城市出台了公共场所控烟地方法规。在国家层面上，2011年，卫生部发布的新版《公共场所卫生条例实施细则》也明确规定，我国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全部禁烟。时至今日回头看，其效果仍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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