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时国家所能做的，只是将地方上危害极大、武断乡曲的豪强清除掉，而不能改变总体上基层势力壮大的格局。如此，矛盾的积累便会在总体上爆发，国家政权的瓦解与基层控制结构的解体只是同一种结果的两种体现罢了。
于是，随着乡里兼并之害的继续发展，乡里小农经济日趋脆弱，国家在乡里的统治基础开始发生动摇，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并最终导致了西汉王朝的灭亡。
同时，由于汉王朝实行独尊儒术和察举制度，明经是进入汉政权和迈向统治高层的必备条件，所以，一些地方豪强大族开始研读经学，以获得进入汉政权的机会和向更高的统治层迈进。在这种背景之下，地方豪强大族开启了向士大夫的演变。
士大夫儒生们在政治上逐渐得势，便要施展发挥他们所抱的政治理想，即要实现“内圣外王”的纯粹“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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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统治者公然申明其治国原则是“霸王道杂之”，这是已然参政的汉儒所不能接受的，针对此，他们有一个强烈的矫之以“王道”的意向，以最终实现其“内圣外王”、“天下大同”的理想。但此种政治理想却与西汉末年统治集团内部日益荒淫腐朽，吏治极度腐败，土地高度集中，贫富不均现象加剧的现实相去甚远，因此西汉儒生便提出了二点政论：一为变法和让贤论，二是礼乐和教化论，其主要观点是天人相应，政治教化应该因时变革;不存在万世一统的王朝，统治者荒淫腐败，王朝德衰，就要“禅国让贤”，让新圣人受命。
西汉统治者既然一方面对于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奴隶问题、流民问题一筹莫展，另一方面又荒淫腐败，丧权败德，那么让西汉统治者“让贤”，让有道德有能力解决社会危机的新圣人人上台就成为了当时社会的共识。这就为王莽的上台，受“汉禅”而变法提供了一种理论基础。
而王莽完全符合儒家的要求和标准。一方面，他自幼以名儒为师，非常注重个人的内在修养。而且身为外戚，掌握朝廷权力。拥有通过社会实践，将自我内在的人格力量外化于世俗社会的价值创造之中，实现“内圣”与“外王”的统一，使整个社会都变成泛道德主义的“王道”之世的条件。另一方面，对于具体的兼并、奴婢、流民等社会危机，王莽也提出了“王田私属”制等具体的解决方案。
于是，王莽代汉，便一蹴而就。
具体来说，汉初有效的依靠乡贤涵养民力的做法，在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时期逐渐面临挑战。随着社会的发展，豪民势力的上升借助汉帝国的儒家化转型，最终获得了社会底层的控制权，架空了原有的乡贤，最终引发兼并、奴婢、流民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而使儒家大师王莽轻松代汉的机会。而在秦汉父老型乡贤消失的过程中也孕育了后代新一代乡贤诞生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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