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战之际和战争之中，李鸿章和光绪皇帝是两个关联密切并可资比较的重要人物。李鸿章是清方参与决策并在很大程度上掌控军队的实力派要员;而光绪皇帝，正在“亲政”期间，是有一定“实权”的时候，在指挥战争、掌控全局方面也试图有所作为。
战争正式打响的前夕，面对日方咄咄逼人、战事似已不可避免的形势，光绪皇帝的主战态度是比较坚决的，屡催身膺重寄、统帅淮军和北洋军队的李鸿章积极筹划，应对战事。7月16日，又通过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这样一道谕旨：
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免，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著凛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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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道谕旨的口气，就可以品出光绪皇帝对李鸿章的督责之切和对他战备不力、“徒事延宕”的不满。的确，李鸿章是实在不希望打起仗来。要说，在战前可能的条件下，就清朝方面而言，尽量争取化解矛盾、避免战争是应该的。为此，李鸿章主张中日双方同时从日本撤军，这自然是合理的。这一点若能落实，自是息事的可取措施。但日本方面并不答应。随后，李鸿章又倾向于清朝单方面从朝鲜撤军，但光绪皇帝明确否定，在给李鸿章的谕旨中说：“彼顿兵不动，我先行撤退，既嫌示弱，且将来进剿，徒劳往返，属殊非计。”
② 既然光绪皇帝有此指令，清朝单方面撤军的设想也就不能落实。问题是若实行清朝单方面撤军是否可取。有资深的研究者是持肯定态度的，认为：“如果中国在双方撤军谈判失败的情况下，宣布根据朝鲜政府的要求(当时朝鲜有这种要求——引者)而单方面撤军，未始不是切实可行的措施。因为日本当时已经在外交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中国军队一旦撤离朝境，那末，它不仅在外交上更加孤立，而且想把清军拖住的阴谋必然破产……所以，在此阶段中，李鸿章保全和局的想法不见得全错，是无可厚非的。”当然，同时也指出了他认识上的缺陷：“问题是他未能洞察奸谋，及早采取相应的策略。果真如此的话，日本尽管还会玩弄各种花招，但要想急于挑起衅端则势所难能了。”① 应该说这是很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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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牙还牙地抗御日本方面来说，光绪皇帝的态度似乎比李鸿章要坚决和持正。并且，日本方面是蓄意借机激化矛盾制造衅端者，公理和正义绝对是在中国方面。这一点，连有的外国人士也不否认，但是又认为仅仅靠此不行。像英国人赫德就这样指出：
日本是根本没有正义可言的，除非借口代别人打抱不平而自己捡便宜也可以算作正义。正义完全在中国方面。我不信单靠正义可以成事，正像我单拿一根筷子不能吃饭那样，我们必须要有第二根筷子——实力。但是，中国人却以为自己有充分的正义，并且希望能够以它来制服日本的铁拳，这想法未免太天真了。
实际上，不光是“老道”的李鸿章，即使年轻的光绪皇帝，也决不是这般天真之辈。他也不是要不顾一切、不知深浅地非打不可，并不放弃“通融”和了的努力。且看他给李鸿章的这一谕旨：“倭人以重兵突至朝鲜，肆其挟制;现复愿与中国商议，以共保朝鲜为词，似尚有所顾忌。如果无碍中朝体制，无损朝鲜权力，原不妨量予通融，以全大局。然倭情叵测，议之成否，尚难逆料。若待事之决裂而后议战议守，势已无及，不可不先事筹备。著李鸿章预为筹划，水陆各军如何分进，粮饷军火如何转运，沿海要口如何防守，一切事宜，熟筹调度，谋定后动，方可迅赴戎机。”① 看，这不是在形势发展难以预料的情况下，要做战、和两手准备的筹策吗?倒是李鸿章在“战”的一手上的准备明显疲软。光绪皇帝也不可能不掂量自己国家的实力，特别是军队和武备情况。在战争爆发前的7月初，他就急切追问李鸿章所统海陆军的详细情况：“究竟海军新练之兵共有若干?此外北洋分扎沿海防军若干?及直隶绿营兵丁可备战守者若干?”李鸿章在复奏中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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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现有镇远、定远铁甲两艘，济远、致远、靖远、轻远、来远快船五艘，均系购自外洋;平远快船一艘，造自闽厂。前奏所云战舰，即指此八艘而言。此外超勇、扬威两船，均系旧式;四镇蚊炮船，仅系守口;威远、康济、敏捷三船，专备教练学生;利运一船专备转运粮械。如战舰所配员弁，机轮、枪炮各有专司。历考西洋海军规制，但以船之新旧、炮之大小迟速分强弱，不以人数多寡为较量。自光绪十四年后，并未添购一船;操演虽动，战舰过少。
沿海陆军，除胶州台工经始未成外，山东威海卫则绥巩军八营、护军两营，奉天大连湾则铭军十营，旅顺口则四川提镇宋庆毅军八营、又亲庆军六营，山东烟台则嵩武军四营，直隶北塘口仁字两营，大沽口炮队六百七十名：臣前折所谓分布直东奉三省海口把守炮台合计两万人者指此。其分驻天津青县之盛军马步十六营，军粮城之铭军马队两营，皆填扎后路，以备畿辅游击策应之师。至于绿营兵丁，疲弱已久，自前督臣曾国藩及臣创办练军，渐收实用。无如直隶地面辽阔，与东、奉、晋、豫接壤，北界多伦、围场，皆盗贼出没之区，经年扼要巡防，备多力分，断难抽调远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