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军攻打辽东重镇宁远城。明军守将袁崇焕“令闽卒罗立”，发射重达三千斤的红夷大炮，“循环飞击，杀其贵人。每发糜烂数重。”当场击毙努尔哈赤的爱将火狐狸及努尔哈赤的亲侄儿，并击中努尔哈赤坐镇指挥的黄龙帐，最终导致努尔哈赤因重伤而亡。
为什么闽南人能异军突起，优先于其它各省份，首先掌握铸造红夷大炮技术，并在宁远之战胜努尔哈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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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理位置上看，泉州刺桐港位于我国东南沿海中部，与台湾海峡相交通。自元代起，刺桐港的海外贸易和社会经济逐渐达到鼎盛。1291年春天马可?波罗从泉州刺桐港起航到达波斯湾。从此，波斯的阿拉伯人不断涌入，闽南人与阿拉伯人通婚所繁衍的后代，成为新一代闽南人。马可?波罗漂泊、奋斗、发迹的人生被新一代闽南人所效仿，1291年马可?波罗扬帆离开泉州以后，闽南人就步其履辙，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尤其是“近在咫尺”的东南亚各国。
相较于中国其它地区，闽南与菲律宾的往来既多且早。早在明万历二年(1574年)追剿海贼林凤的事件中，双方官府即有所接触。其时，西班牙人初占菲岛，物资供应颇赖每年来航的中国商船，而所载去的货物当中，除生活用品外，还包括火药和铁弹等军备物资，以及制造铜炮和弹药的原料。其时，马尼拉的闽南人也一直维持在数千至三、四万之多，频繁的交往为“吕宋大铜炮”铸法传华提供了绝佳条件。
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癸卯岁的“吕宋惨案”发生之后，死里逃生的马尼拉闽南人亲眼目睹了钢铁、文明与技术的厉害，它们比大刀、长矛更占优势。他们明白只有学西人之长技，才能有效阻止这种惨绝人寰的悲剧再次发生。勤奋好学而又智慧的闽南人不仅学习西班牙人铸造火炮的工艺流程，还将中国先进的熔铁工艺与西人的铸铜技术相融合，巧妙地利用铜的熔点(1083℃)远低于铁(1538℃)的物理性质，在“铁胎”(炮管)浇注冷却以后，再用泥模或用失蜡法制模，并浇铸铜壁，透过“铁胎”外铜壁凝固时的收缩力，加强炮体抗压强度，铸造出数千斤重铜铁炮管的新式红夷大炮。这种新式红夷大炮告别了中国传统火炮的“受药不多，放弹不远，不迅不直”和“微弱的炮口初速”时代，成为“无敌天下之神物!”不仅如此，这些闽南人还偷偷学得西班牙人使用火炮的技术，从大炮的测距、瞄准、调整仰角，装填火药至最后的发射要领，并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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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武器的威力与作用的历史见证人。萨尔浒之战惨败的七年之后，宁远大战在即。由闽南人铸造的十一门红夷大炮被安放在城外演武场中。围绕这十一门红夷大炮是否参加与努尔哈赤的生死决战，争论不休。有人担心会重蹈辽东战役之履辙，大炮炸膛而杀害自己的士兵;有人认为这会被敌人所用，主张用锻铁将各炮的火门封死，莫衷一是。
“火器把总”彭簪古与孙元化在京城受过严格训练，对这批红夷大炮的巨大威力与作用心中有数。他们认为可以“凭坚城，用大炮。”以罗立为首的二十六位闽南炮兵支持彭簪古的战术主张。守将袁崇焕认为这十一门红夷大炮身管长，管壁厚，射程远，是击杀快速密集骑兵的先进武器，他认为“虏利野战，惟有凭坚城以用大炮一着。”他下令，火速将城外十一门大炮运入城内，架设在东、西、南、北四个城头。同时命令彭簪古负责指挥东、北方向炮群;罗立负责指挥西、南二面大炮，彼此相互援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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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结果，由罗立操射的那尊“三千斤重”的红夷大炮，击毙努尔哈赤的侄孙和爱将火狐狸，努尔哈赤本人也被罗立发炮打中黄龙幕帐致重伤而亡!
宁远大捷是明朝从抚顺失陷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是自“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的一个大胜仗!明熹宗圣旨称：“此七八年来所绝之，深足为封疆吐气!”
天启六年三月，立首功的红夷大炮被封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彭簪古因指挥作战有功，获加都督职衔，而操管该炮的闽卒罗立被提升为“把总”。
天启六年四月，礼部更奉旨差官拜祭宁远退敌的红夷大炮，正式奠定了由闽南人铸造的新型红夷大炮在中国军事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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