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敢于言人之不敢言。宋仁宗无后，因而直到47岁时还未立下太子。朝廷无储君，这是一大隐患，朝野上下为此都十分担心。但担心归担心，皇帝无后，皇帝自己就十分恼火了，谁还敢跟皇帝玩哪壶水不开就揭哪壶的把戏呢?因此，一时无人敢对仁宗谈立储的事。后来，还是有一位叫范缜的冒死上疏请立太子，范缜身为谏官，这样做还可以说是他份内的事。时司马光跟随举荐过他的庞籍作助手远在山东郓州，其他京官还未表态，他这小小的地方官更可以装聋作哑的。但他一听说范缜上疏，便马上也上了一道《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第一状》，劝告宋仁宗“若失时不断，悔之无及”。这次上疏，宋仁宗根本不理。后来，司马光当了谏官，又一再恳请立储。宋仁宗在自己确实无后的情况下，不得已立堂兄濮安懿王赵永让的13子赵曙为皇太子。立储两年后，宋仁宗即去世。假若没有像司马光这样敢言的一些人一再上疏请求立储，在无储君的情况下皇帝一旦去世，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有了功劳大家争，出了问题大家推，这种不良的官场风气由来已久。司马光并不这样，而是勇于承担责任。庞籍迁知并州，为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司马光随之改任并州通判。此地与西夏相接，时西夏虽也经常蚕食宋地，但宋和西夏基本上处于休战期。司马光认为不能放松警惕，十分关心边防。并州有个人叫刘邕，写了十卷《边议》。司马光认为有见地而大力推荐。刘在书中提出与西夏断绝贸易往来，并修建堡垒，司马光照办了。这种主动断绝往来又修筑堡垒的做法，显然是不利于两国继续休战的。这时，一个名叫郭恩的武将酒后带兵出击西夏，结果大败而归，自杀了。朝廷御使审理此案，庞籍独自承担了责任，结果被解除节度使职，贬为知青州事。司马光回到京师后，连上三道奏本，将事情经过前后全盘托出，说明庞籍本意是为了巩固国防，但“过听臣言，以至于此”，并请求“独罪臣，以至典刑”。表现出了敢作敢当，勇于承担责任的正直品格。
司马光当官，绝不沽名钓誉，而是量力而为。当提升他为修起居注时，他以才能不如王安石而婉拒，婉拒不成才勉强赴任。不久，迁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同知谏院，有点类似于现在的纪检干部，但比搞纪检的管得宽。凡朝政得失，任非其人，各衙门事有违失，“皆得谏正”，是个得罪人的差事，一般人都不愿意干的。但司马光却欣然赴任。在同知谏院任上5年时间里，共上疏一百七十余，可谓恪尽职守。他上疏阐述仁君大德有三，即仁、明、武。所谓仁：即“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所谓明，即“知道义，识安危，别愚贤，辨是非”;所谓武，即“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疑”。后来，提升他为知制诰。知制诰就是为皇帝起草诏令，常随侍于皇帝左右，是一个极荣耀的差事，一般人削尖了脑袋也想干的。可司马光又不愿意干了，理由是自己不擅长于文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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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司马光高就龙图阁学士，但仍留任谏职。这时他当谏官已经5年了，想辞职了。他的辞职毫无任何的大道理，毫无一点虚饰，就是直截了当地对皇帝说，他当谏官当了5年了，而自本朝以来，还没有谁像他当谏官当得这么久的。他说自己资质愚憨，只知道报效国家，凡事公事公办，结果得罪了不少人。他担心他树敌过多，自己和子孙将来可能无立足之地。因此，他一直盼望着早点儿解除他担任的谏官职务。像这样面对最高统治者将内心忧虑全盘托出，毫无掩饰的辞职报告，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司马光后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加之他年老，皇帝特准他“免朝觐，许乘肩舆，三日一入省”。但司马光不愿接受这种优惠待遇。他说“不见君，不可以视事”。足见他为官之小心谨慎。由于司马光正直、敢言，行为处事全出于公心，因而不仅在国内声誉极高，就是在国外，也极具影响。时辽、夏使臣至，一定要了解司马光的身体状况。辽、夏又一再告诫他们的边关将士：中国只要是司马光当宰相，就千万不要生事，挑起边界纠纷。
三
司马光虽然不愧一代名臣，但若评价他一生的最高成就，可能不是在政治上，而是在史学上。也就是说，作为史学家的司马光，成就远远高于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而把司马光推向史学巅峰的，他的政敌王安石可谓帮了一个大忙。王安石变法，朝中重臣反对者极多。熙宁三年，在老臣韩琦又一次上疏反对变法之后，王安石不得已只好称病在家并请求辞职。这时，宋神宗欲拜司马光为枢密副使，主持朝政。司马光当即提出条件，必须废除所有新法他才上任。宋神宗是个想有作为的年轻皇帝，没有答应司马光的要求，并重新起用王安石。司马光看到变法一时难以阻挡，只好请求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今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御使台，“退居洛阳，专事著史15年”。正是在洛阳这15年中，司马光最终完成了鸿篇巨制《资治通鉴》，从而得和司马迁一道屹立于中国史学的最高峰上。
当然，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不成而退居洛阳修史，不等于说司马光完成《资治通鉴》纯属偶然。司马光虽然一再自谦说自己先天不如人，其实，他是一个天才，而且博学。音乐、律历、天文、术数，他无所不通，而且都达到了精妙的程度。他对于史籍阅读极广，而且有随读随作札记的习惯。26岁那一年，仅读史札记就写了30来篇。司马光决定修史的目的很明确，主要就是为皇帝服务。他说，现有史籍，浩如烟海，就算是一般老百姓空闲时间很多，但也极少有人能将这些史书读完。皇帝日理万机，更不可能有时间来读完这些史书了。因此他决定从战国的周威烈王时开始，到后周的显德六年止，“凡关国家之兴衰，系众庶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隹次为编年一书。”由此可见，“善可为法，恶可为戒”，是他修史给皇帝看的目的，是他修史的宗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