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能完成《资治通鉴》的编写工作，是和皇帝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宋英宗时，他从周威烈王始，至秦二世止，写成《周纪》5卷，《秦纪》3卷，取名《通志》呈送宋英宗，受到宋英宗赞赏，由此正式任命他修史。宋英宗在位时间不长。宋英宗死后，继位的宋神宗也极爱历史。宋神宗认为修史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因而将司马光将要编写的史书正式命名为《资治通鉴》。
只司马光一人编写《资治通鉴》这样的皇皇巨著，力量显然是不够的，因此，皇帝特许他找几名年富力强学识渊博的学者作助手，成立书局专事编写。照皇帝的意思，这些助手当从馆阁的精英中去挑选，但司马光看重的不是名声，而是实际的才学。因此，他挑中的第一个人，并非出自馆阁，而是时任和川县(今西安泽县)县令的刘恕。刘恕也是一个才子，13岁时就通览了汉、唐两朝的典籍，18岁中进士，司马光挑中他时，他年35岁。第二名刘棻，也不是出自馆阁，而是长期担任州县官，司马光挑中他时，他正任国子监直讲。第三名叫范祖禹，此人虽然也是进士，但长期追随司马光修书而无意仕途。第四名就是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这些人，不仅年富力强，更是当时文史界的精英。司马光虽然找到了这么些极有本事的助手，但主要的工作仍然是他自己做的。正如刘恕之子刘羲仲所说：“先人在书局，只类事迹。勒成长篇，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
《资治通鉴》这部编年体巨著，上起于周威烈王三十三年，止于周世宗显德六年，这部巨著主要就是记述了这前后共1362年间政治、军事“治乱兴衰”的历史。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此书说：“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瞻，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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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为了这部巨著，可谓付出了毕生心血。若从宋仁宗嘉祐年间他和刘恕酝酿时算起，至成书费时近30年;若从批准成立书局时算起，至成书费时19年;若从司马光退居洛阳专事著书时算起，亦费时15年。写这部书，搜罗史料之广，令人叹为观止，光是原稿就堆了两大间房子。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司马光66岁，这部巨著终于完成。这时，司马光已是瘦得皮包骨头，双目近视，牙齿差不多全都落完了。他在将书呈送宋神宗时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果然，三年之后，他与世长辞。
四
司马光写史，秉笔直书;他的为人，则光明磊落。他虽出身世宦之家，本人又一直身居高位，但一生清正廉洁，一直为后人称道。
司马光在洛阳任职时，在洛阳买了一块地修了一处居所，司马光名之曰：独乐园。司马光的皇皇巨著《资治通鉴》，就是在这独乐园里最后完成的。司马光退居洛阳专心修史后，宋神宗仍经常就一些国事问题派人来请教他。皇上的使臣来到独乐园，见到这独乐园房子低矮，间隔简陋，以为是司马光小气，并不相信他真的如此贫寒。后来，司马光夫人不幸逝世，司马光竟一时拿不出埋葬妻子的钱来。他儿子司马康和他的一些亲戚劝他找朝中有钱的同事先借一点钱，司马光拒绝了，最后是典当了一块地，才勉强将妻子安埋。人们知道后，无不感慨。于是，“典地葬妻”一事不胫而走，皇帝的使臣这才相信独乐园的简陋绝非虚饰。
司马光日常生活也十分简朴，即便是从宰相位子上退下来了，也还是受皇帝之命负责修史的官员，更何况皇帝还经常就重大的国事问题派人来请教他，而当时的不少人也还把他看成是真正的宰相。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身居高位的人，却“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有帛”。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还要求自己的儿子也这样做。他在信中教导儿子说：穿衣无非是为了御寒，吃饭无非是为了果腹。经商做买卖的人收藏的是金银，读书人收藏的是书。今天那些为满足自己穷奢极侈的无底之欲，为保儿孙世代富贵而不惜以身试法的大小官员们，若能从司马光的身上学取一二分正气，也不至于会走到绝路上去的。
司马光对自己很严，对人则十分诚实。居洛阳时，他要卖一匹马。俗话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司马光就不这样，而是反复叮嘱去卖马的人说，这马一到夏天就要发病，你务必给人家买马的人讲清楚!放在今天，能找得到像司马光这样诚实得可爱可敬的商人来吗?
由于司马光强硬地反对王安石变法，因此，在我们习惯于只从斗争角度考虑问题的日子里，司马光被我们后代人追封成了所谓大地主阶级的大代表之类，但当时的老百姓并不这么看。司马光逝世的噩耗传出，“京师之民，罢市往吊，粥衣以致奠。巷哭以送丧者，盖以千万数。”灵柩送往夏县时，送葬之民，“哭公甚哀，如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至于画像祭奠的，“天下皆是，家家挂像，饭食必祝。”而“京师民画其像，刻印粥之，四方皆遣购。画工有致富者。”
古往今来，有几个人的逝世，能撼动如此众多的老百姓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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