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司马光不仅以《资治通鉴》而和司马迁一起屹立于史学之巅，还因鲠直敢言，清正廉洁而为一代名臣;又由于他和王安石在变法上泾渭分明的立场，针尖对麦芒的争论，恢复相位后对新法毫不留情的完全废除，从而给后人留下了孰是孰非、至今也还莫衷一是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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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课本里面，有一篇介绍司马光幼时砸缸的文章，这就使得这位史学史上的巨人、北宋名臣成了中国读书人最早认识的历史名人之一。自然，一年级学生的认识是肤浅的。但是，当你到浩瀚的史料中去游历一遍之后，就会发现，他不仅以《资治通鉴》而和司马迁一起屹立于史学之巅，还因鲠直敢言，清正廉洁而为一代名臣;又由于他和王安石在变法上泾渭分明的立场，针尖对麦芒的争论，恢复相位后对新法毫不留情的完全废除，从而给后人留下了孰是孰非、至今也还莫衷一是的争论。因此，要想深刻地认识司马光，尤其是正确地认识司马光，又何尝是一件易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敢于像他那样拍着胸口对人说：我司马光平生所做之事，没有一件是不可以对人说的!心胸如此坦荡，行为如此磊落，历史上能出其右者，是绝不会多的。
一
司马光，字君实，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出生于陕州夏县(今陕西夏县)。当时，他的父亲司马池任光州光县县令，大约是为了纪念吧，便给司马光取了光这一名字。司马光自小就聪慧过人。还是幼儿时，他和一群小伙伴在庭院中玩耍。古时出于防火的需要，庭院中都要放一些大水缸，时时装满水，一旦发生火险时好用。有一个小伙伴太过顽皮，爬到了一口水缸上去，一不小心，掉进去了。这种水缸，一般都有一米二、三高，腹大口小，内外都十分光滑，即便是会游泳的小孩，一旦掉下去，要想从里面爬出来也是很不容易的。其他的小伙伴们一看见有人掉进缸里去了，都吓得大哭着跑了。只有幼小的司马光极其冷静，搬来一块石头奋力朝缸砸去，将缸砸破，把小伙伴救了出来。司马光砸缸救人的事传了出去，有人即以此画为图画在京城和洛阳广为宣传，立即引起轰动，家喻户晓，于是，司马光从幼儿时起，就成了一个大名人了。
司马光少年老成，六七岁时，就凛然如大人一样了。听到人家讲《左氏春秋》，十分喜爱。听人讲完，回到家来给家里人复述，居然是八九不离十。自此，小小年纪便常手不释卷，无论早晚寒暑，都如饥似渴地读书。由于年纪小，睡着了不易醒来，司马光特地用一根圆木头来做枕头。圆木头做的枕头容易滚动，故而谓之“警枕”。警枕一滚动，司马光就惊醒了，他醒了即起床读书。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如此勤奋，他说：我先天不如人。别人读一遍就能记住的，我要读几遍才能记住。不知这是否是他有意的谦虚之语。即便事实如此，他这种勤奋的精神，仍值得后来者们学习。大量地阅读，为他后来的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5岁时，司马光写出来的文章，就被当时的人们称赞为“文辞纯浑，有西汉风”。以写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名动天下的大文豪范仲淹到他家做客，就有意要考一考年幼的司马光，要他背诵《左传·周郑交质》中的一段，并加以解释。司马光背完，解释时说：两国交往，以信义为本。信义若不是发自内心，交换了人质也不起作用;如果互相宽容并待之以礼，就是没有人质，也无人能离间两国间的关系。时居相位的范仲淹听后，赞叹不已。
司马光也不是只会读书的书呆子。宋仁宗天圣九年，时司马光12岁，随父亲到四川广元上任。途经一栈道时，遇一条巨蟒盘在栈道上。走在前面的人都吓得止步不前。司马光得知，即持剑上前，一剑刺中蟒尾，巨蟒负痛跌入深涧。
当然，小时的司马光也决不是十全十美的神童或完童。他5岁时，见有青胡桃便想吃，请姐姐帮他剥皮。姐姐不知剥皮之法，剥了一阵没剥开，有事便放下走了。一女仆看见，走过来拿起青胡桃往开水中烫了一下，就很容易地将皮剥开了。姐姐回来见青胡桃皮已剥开，很诧异，便问是谁剥开的。年幼的司马光大约是出于虚荣之故，随口答说是自己剥开的。像这样撒个小谎，在今天看来实在算不了件事，然司马光的父亲就不以为这是小事，得知实情后大怒，责问司马光道：“小子何得漫语?”正是有了这样严格的家教，自小就培养了司马光正直诚实的性格。自剥青胡桃皮事件之后，司马光不再说一句谎话，以至到了老年时，别人问他律己以何为重?他回答说：诚。再问从何做起?他回答说：从不说假话做起。他后来在总结自己一生之为人时说，我可以拍着胸口说，我司马光一生所做的事，没有一件是不可以对人说的。
二
司马光入仕极早，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20岁的司马光就中了进士，这在当时是极为少见的。司马光步入仕途后，他坚持理想、清正廉洁、鲠直敢言、表里如一等可贵的性格，就更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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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认为，人才、礼治、仁政、信义是治国安邦之本，在守成期间，应通过对纲常伦理的整顿，以利于把人们的思想制约在现有的制度之内。他也并不认为现有的一切都是完美无缺的，但他认为，治理天下就像对待我们所住的房子那样，哪儿坏了就加以修理，哪儿漏了就要补好，但不到快要倒塌的地步，就千万不要重新修造，因为重新修造房子，没有天才的工匠和上好的建筑材料是重修不成的。而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他认为天才的工匠和上好的建筑材料这两者都没有。在这两个基本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硬要重新建房，就只能对住在房内的人带来危害。基于这个政治理念，他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他认为王安石变法，就像条件不具备而硬要重新建房一样，只会给老百姓带来灾难。他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绝无后来的政治家们擅长的台上握手、台下踢脚的那一套，始终是表里如一的。尽管他和王安石的私交原本不错，而且也极推崇王安石的学识。如他在《辞修起居注第四状》中就说：“为臣空疏何足称道，比于王安石相去甚远……使臣之才得及安石一二，则臣闻命之日，受而不辞。”在变法问题上他和王安石分道扬镳后，谈到王安石时，他仍是称赞有加，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王安石的变法，客观上确实有利也有弊，特别是一些基层官员趁机中饱私囊，让变法走了样。司马光是从根本上反对变法，态度激烈而且坚决。反对不成，辞官而去;重掌大权，第一件事就是要废除所有新法。当青苗法和免役法一时还不能废去，就耿耿不已，直到此二法最终废除，新法一样不剩，才安心离开这人世。不管后人在变法的问题上如何评价他，但他在此问题上表现出的表里如一、光明磊落的性格，仍是值得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