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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剧烈的措施，推行时自然不会顺利，但孝文帝万万没有想到，带头违抗的竟是自己的长子——太子元恂。于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十五岁的元恂充当了可怜的牺牲品。为了改革的胜利，他只能付出亲生儿子的代价。尽管孝文帝在两年后就以三十三岁的英年逝世，他的改革措施再也没有逆转，中国历史上掌握了政权的非汉民族统治者最主动、最彻底的汉化最终实现了。这样的改革不仅在中国是空前绝后的，就是比之于我们的东邻日本在近代实行的明治维新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日本当时的思想家虽然倡导“脱亚入欧”，恨不得将日本变为欧洲的一部分，但还是保留了语言、姓氏和种族。
历来在中国北方和境外生活的游牧民族，凡是要进入汉族农耕地区的，无论是被掳掠或强制迁入的，还是作为征服者来君临天下的，最终都免不了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的命运，而本民族也都融合在汉族之中了。且不说先秦的非华夏族，从汉代以来，匈奴、乌桓、鲜卑、羯、丁零、铁勒、突厥、回纥(鹘)、沙陀、契丹、女真，几乎无一例外。元亡后留在明朝境内的蒙古人、色目人就不再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民国建立后保持满族身份的人口也曾迅速减少。这些民族消亡的过程基本上都是被动的，尤其是处于统治地位的民族，总要千方百计地抵制汉民族的同化。但统治者都无法解决一种两难选择：为了他们的王朝长治久安，特别是要治理人口远比他们本民族多的汉族臣民，他们不得不选择汉族文化;为了保持他们自己的民族特色，特别是使本民族不至于在汉族的汪洋大海中被同化，他们又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甚至是极其严酷的法律手段。从十六国时期刘渊的汉国开始，这些由非汉族所建政权大多实行“一国两制”，如辽朝有北面官、南面官，金朝既有“猛安谋克”又设州县乡里，元朝对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实行不同政策，清朝满汉异制。正因为如此，尽管这些民族在其统治后期已经难以抵挡被汉族融合的潮流，但无不坚持到了最后一刻，它们真正被同化都是在亡国丧权以后。今天看来十分正常的民族融合，当年都曾经付出惨痛浩大的代价——征服之初的镇压屠杀和被推翻后的血腥报复。在最残酷的一次民族仇杀中，曾经统治北部中国的羯人几乎被杀光，连不少长得像羯人的汉人也被误杀。清朝入关后的雉发令曾经使多少人头落地?而连孙中山都提出过“驱逐鞑虏”的口号，要不是社会的进步，清朝亡后又将有多少满族人为他们的祖先作出补偿?
应该指出，与其他游牧民族一样，鲜卑拓跋部曾经相当落后、保守，对华夏文明格格不入，并没有什么适宜改革的“国情”。公元二七七年，首领力微(始祖)之子沙漠汗(文帝)在晋朝当质子多年后返回，他当着诸部大人(酋长)的面用弹子打下了飞鸟，这引起了犬人们的恐慌，因为当时的“国俗”还没有用弓发射弹子的方法。他们认为：“太子的服饰神态已与南方汉人一样，又学了这样少见的奇术，如果让他继承国统，就会改变旧俗，我们一定会不得志，不如选留在国内本分淳朴的人。”于是一起向力微建议，将他杀害。直到太平真君十一年(四五0年)杀汉族大臣崔浩，主要罪行也是他所作《国记》将拓跋鲜卑早期的历史原原本本写了出来，并且刻石立在通衢大道上，是“暴扬国恶”。
孝文帝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的改革完全是自觉、积极、主动的。当时北魏的国势如日中天，在北方的统治已经稳定，并且已得到汉族官僚世族和士人的认同，并没有面临其他民族或势力的挑战，更没有到达不改革就得覆灭的地步。他当然受到了嫡祖母冯太后的影响，而且在太和十四年(四九○年)冯太后死后他在亲政，此前的一些重大措施，如制定新律，官员实行俸禄，施行均田制、三长制等都是在冯太后执政时完成的，但决定性的汉化政策还是由他制定并推行成功的。孝文帝的改革信念是基于他对汉文化优越性的认识和对鲜卑族长远利益的关注，这充分表现在他对陆睿的谈话中：北人每言：“北俗质鲁，何由知书!”联闻之，深用怃然!今知书者甚众，岂皆圣人!顾学与不学耳。联修百官，兴礼乐，其志固欲移风易俗。联为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孙渐染美俗，闻见广博;若永居恒北，复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墙耳。(《资治通鉴》卷一三九)
在孝文帝之前，十六国的君主中也不乏汉化程度很深者，如汉的刘聪、刘曜，前燕的慕容伽鬼、慕容光，前秦的苻坚，后燕的慕容垂等，他们本人都有很高的汉文化素养，但都没有能够解开本民族的情结，打破民族间界线，不得不实行民族之间、文化之间的双重标准。相比之下，孝文帝的高明之处是不言而喻的。正因为如此，孝文帝尽管牺牲了自己儿子，不得不杀了一批企图叛乱的宗室重臣，但付出的代价并不是很大，他的改革取得了影响深远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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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帝迁都、汉化的直接结果，是百余万包括鲜卑和北方各族在内的移民迁入洛阳和中原，使洛阳再次成为北方以至整个亚洲文化中心，使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并吸收了鲜卑各族的北方文化远远超越了南方的汉族文化，也为以后形成和发展的盛唐文明奠定了基础。可以这样说，在融入汉文化的同时，鲜卑文化的精华成了汉文化的一部分。鲜卑文化主动汉化的结果，却在一定程度上使汉文化鲜卑化或胡化了。
正因为如此，洛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洛阳伽蓝记》中传神的描述和今天还能看到的龙门石窟的辉煌艺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即使在当时，南方的有识之士已经承认，洛阳的文明程度已经凌驾于南朝的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之上。永安二年(五二九年)，梁武帝派陈庆之护送元颢归洛阳，失败后只身逃归南方。当时北魏国力大衰，洛阳经历河阴之变后也远非全盛时可比，但陈庆之回国后却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