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授二年正月，武则天命来俊臣审讯酷吏周兴，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请君入瓮”故事，结果将酷吏周兴流放岭南，“在道，为仇家所杀”。又将另一著名酷吏索元礼“杀之以慰人望”。长寿元年(692年)六月，谏官朱敬则上书建议扫除酷吏，使天下人心大快。武则天称善，“赐帛三百段”。于是加快了诛杀酷吏的速度。神功元年(697年)六月，杀酷吏来俊臣。至此，武则天利用酷吏打击政敌已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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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能可贵的是，当时武则天已深感制造出许多冤假错案，自己应负主要责任，因此，自长寿元年至神龙元年(705年)正月退位前，她下达减狱、洗冤之制(制即诏书，因避武瞾名讳故称制)共达8次之多;并且在久视元年(700年)七月，她派道士胡超在嵩山极峰投放了一枚除罪金简，上面刻写着“大周国主武瞾，好乐真道，长生神仙，谨诣中岳嵩高山门，投金简一通，乞三官九府，除武瞾罪名。”1982年5月21日，金简被一牧羊农民发现，后经专家鉴定其为国家一级珍贵文物，现藏河南博物院。
综观上述武则天的用人机制，有得有失，其功效还是主要的。因此，唐中期的宰相陆贽赞扬武则天善于用人，赏罚分明，说“深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也认为，武则天“挟刑赏之柄以驾驭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竟为之用。”这些评语是符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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