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被俘后降清另解:怕被崇祯皇帝“问责”?

2021-01-02 06:43:42 作者: 洪承畴被俘后

  “用人不疑”与“疑人不用”是孟不离焦的,前者的意思是用人就要信任,后者的意思是如果你不能信任某人,就不要用他。但那些有缺陷、历史上犯过错误、甚至可能“有二心”的“可疑之人”,是该疑而不用,还是用而不疑呢?

  知人善用——对于管理者来说,这是最重要的素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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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人善用”的第一步是“知人”。知道人才的分量,才能了解如何更好地发挥人才的特长。《尚书皋陶谟》云:“咸若时,惟帝其难之。知人则哲,能官人。”其大意为:完全做到知人善用,连尧帝也会感到困难啊!知人是明智的表现,知人之后才能用人得当。

  但人心隔肚皮,知人善用一事说来容易,做来很难。明末的崇祯帝和清代的咸丰帝在知人善用问题上的成与败,能给我们许多启示。

  用人多疑不得人心

  先谈明朝的崇祯皇帝。崇祯皇帝是个亡国之君。但他很有明君色彩:不好色,私生活不仅检点,而且简朴;但他喜欢杀人,对犯了错误的部下,更是从不轻饶,袁崇焕的下场,三百年之下还让人寒心。

  崇祯不仅杀了袁崇焕,对其他能臣也猜忌颇多、非常苛刻。例如“五省总督”陈奇瑜招抚义军失败,把责任推给了几位无辜的官员,崇祯不分青红皂白就把那几个倒霉蛋抓了,还抓了五十多个“共犯”,其中包括陕西的巡抚,被充军到了广西。有人看不下去了,向崇祯揭发了陈奇瑜,他又把陈奇瑜也充军到了边疆。还好,没动刀子。

  明末义军攻占了老朱家的老窝凤阳,烧了他家的祖坟,崇祯生气了,后果很严重。他居然杀了远在淮阴的漕运总督。淮阴离凤阳有好几百公里,走水路得好几天呢,凤阳丢了,关他什么事呢? 

  如此级别的领导被“咔嚓”的,还有“总理军务”熊文灿和四川巡抚邵捷春。熊文灿收降了张献忠,过了年把,张献忠又“造反”了,熊文灿被押到北京,第二年被“明正典刑”,没就地正法已经算他幸运了。邵捷春在四川抵挡不住张献忠,丢了一大片土地之后,也被抓回北京斩首了。

  杨嗣昌和洪承畴应该是崇祯非常信任的。在丢了开封、襄阳,李自成杀了福王、张献忠杀了襄王、贵王之后,杨嗣昌自杀了。洪承畴则是在辽东被清军俘获之后,投降了。他们是否也怕被崇祯“问责”呢?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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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能耐的大臣,不是被对手干掉,就是被自己拿掉了,明朝的气数也就尽了。崇祯用人多疑,不敢放手任用人才,最后只能亡国亡家了。

  用人不疑成就大事 再看看咸丰怎么用人。19岁的咸丰在面对37岁的洪秀全和声势浩大的太平军时,他想用林则徐。结果林则徐路过广东时就病死了。

  接着想用李星沅,结果李星沅也病死了,再派一个人,是军机大臣赛尚阿,他只训练过阅兵时的仪仗队,到了广西,只敢躲在省城里。

  没人可用了?不是。用广西提督向荣。向荣很牛吗?太平军就是广西闹起来的,向荣和广西巡抚闹意见,在永安围困太平军时,又留了条口子,让他们突围了。换了崇祯皇帝,估计也该“咔嚓”了,咸丰没有杀他,还升了他的官。他一路追着太平军到了长沙、又追到湖北,一直追到南京,在南京城东的要塞孝陵卫扎下了“江南大营”,总是慢半拍,但把江南发达地区通向南京的要道给卡住了。

  咸丰也觉得向荣不够数。又派了个钦差大臣,不过不是来“搞渗透”、“掺沙子”的,是带着一支精兵来帮忙的。谁呢?就是在广州私下和英国人议和被处分的琦善。琦善也是个慢半拍的,太平军到武昌了,他还在河南,太平军到南京了,他也来了,他在扬州,扎下了“江北大营”,把南京通往北方的要道也卡住了。

  犯过错误的、有缺陷的,将来还可能犯错误的“可疑之人”可以用。那么,可能威胁自己地位的人可以用吗?也可以。咸丰就做到了。 

  咸丰用得最好的人,当然是曾国藩。曾国藩刚帮办团练时,就有人打了个小报告,说他过去是高官,但现在爷爷死了在家守孝,只是个百姓,一平头百姓有这么大号召力,“不是国家之福”。这个小报告太狠毒了,人家刚开始为你工作呢,先担心他将来成绩大了、势力强了会威胁自己的地位——这也是不少领导人最担心的。咸丰听了显得很紧张(动容),但他还是让曾国藩放手去做了。后来的效果大家也看到了,证明他没用错。曹苏宁知易行难。“用人不疑”,是人才良好管理的基础,但在此之前,管理者先要学会“疑人”,也即是“知人”。通过“疑人”和“知人”,了解了人才,这时候就要放手去用,做到“人尽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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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的失败,是他搞错了“知人”和“用人”的顺序,在“知人”阶段,不“疑人”,将人才放在不合适的位置上,结果人才犯了一点错误,就在“用人”阶段乱猜疑,甚至毁掉人才,误己误国。如崇祯刚开始对袁崇焕非常信任,但却不“知人”,不知道袁崇焕有“独断”的个性,而在用人的时候,发现袁崇焕不完美、不检点,乃至有“不忠”的嫌疑时,又痛下杀手。这些都是人才管理中的大忌。反过来看,咸丰帝便知人善用,他知道曾国藩威望高,号召力大,为之动容,但也了解曾国藩对朝廷始终存有忠敬,不敢乱来;知道了人才的秉性特点,才放手去用,不仅挽救了大清,还成就了咸丰之后的“同治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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