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使臣的回忆录表明，长麟是个比较正直的官员，他希望能与英国政府合作治理广州贸易秩序。他说将允许英国人学习中文，请英国在乾隆如期退位后派使臣参加新皇帝登基大典，承诺为广州中英贸易提供便利等。长麟准备在广州施行与和珅规定稍有不同的“新政策”。可惜，长麟在广州任职两广总督只有一年，否则，中英之间因有这样密切的私人关系，会有不同的前景也未可定论。还有，鸦片战争未必打得起来。
这里还有一个历史编撰学上的启示：外国人游记，可以补充中国正史缺陷。《清史稿》中当然绝无说乾隆与和珅是同性恋。陈康祺《郎潜纪闻》、薛福成《庸庵笔记》中提到和珅的劣迹，但也没有明确说明这层关系。民国后的清宫野史偶有披露，史家却未敢置噱。另外，从陈森的《品花宝鉴》中我们可以知道乾隆朝北京城里盛行男同性恋，所谓“男风”。但从来不知到底是上行下效，还是下行上效，皇帝也成了“龙阳之好”。现在，因为有了当朝大臣对着外国人的诉说，我们可以比较严肃地考虑这段史实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