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说，在溥仪的脑海中，始终占有非常重要地位，而又在他的生活里来去匆匆的一位妻子，那可以说就是谭玉龄了。
她也是满族人，姓他他拉氏，原是北京的一名中学生。一九三七年，溥仪与婉容的感情业已破裂，于是他经过北京的一个亲戚介绍后，从北京将她接到了伪满洲国的首都——“新京”。
异常神速，二人结了婚，他将她册封为“贵人”。她遂成了他的“复辟事业”中的又一个可怜的“牺牲品”。
……
应该说，谭玉龄在那时的几个妻子中，一度最得溥仪的宠，她对溥仪也非常“忠心”。
大约在一九四二年秋天，谭玉龄偶然得了一次并不算很重的感冒，后来看了几次也没好。溥仪于是亲自派去了他的两名贴身御医为其诊治，一名是他的贴身侍医佟阔泉，一名是徐思允，这两人，都是当时宫中最有名的中医大夫。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溥仪首先叫佟阔泉和徐思允两人一起商量诊脉开药方，然后，经过溥仪亲自在药方子上修改、增减，再派人去抓药给谭玉龄煎服。
确切地说，溥仪只是粗通中医知识。在此之前，溥仪就曾亲口对我说过：
“佟阔泉是北方人，开的药方剂量大，徐思允是南方人，为人谨慎，开的药方剂量特别小。所以嘛，我就得亲自动手给予中和中和……”
我对药理一点儿也不懂，不知道溥仪的这种“中和”方法对治疗谭玉龄的病症，究竟利弊效果如何。只是，谭玉龄的病总是始终未见一点儿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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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溥仪又找来了一名西医大夫黄子正。他原是长春市内一家私人小医院的主治大夫，因为当时西医在伪满不太受欢迎，所以收入也比较少，他原本打算回台湾原籍去，可巧前几年溥仪的大腿内侧起了一条红线，让黄子正大夫给治好了，于是，溥仪赏赐了他五千元，叫他继续开那家小医院，实际上他也就从此成为了溥仪的“御用”西医大夫。
每天晚上，不管溥仪是否有病，他都得照例到伪满宫内廷来为溥仪诊治一下。
因为谭玉龄的病仍不见好，溥仪便又找来了黄子正大夫进一步确诊。过了一些日子，溥仪见谭玉龄的病还是没有一点儿起色，就有些慌了手脚，又叫来了一个针灸大夫林永泉给谭玉龄作针灸治疗。也不管有无效果，简直成了胡找庙门乱“烧香”。
结果适得其反，“谭贵人”的病不但没治好，反而越治越重。
后来，溥仪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只好通过黄子正又找来了伪满新京市医院的一位日本西医给她治疗。
当时，我们几个学生按照溥仪的“旨意”，参加了在谭玉龄居住的寝室外屋的轮流值班。
也就是说，谭玉龄从病重期间一直到去世为止，我都参加了在她旁边的守候，所以，对整个诊治过程我都可以说非常清楚。
在她逝世的前几天里，我和几个学生终日轮流在外屋为谭玉龄准备熬中药或炖人参汤，并随时听从溥仪的差遣。对于谭玉龄那几天的病情发展，我也知道得非常详细。
对于谭玉龄的逝世，历来众说不一，但绝大多数是主观猜测或以讹传讹。甚至在她是否被“害”的问题上，始终纷争不已。这个历史“事件”的真相，我觉得作为她逝世当天始终守候在她身旁的当事人，我责无旁贷将那时的情形公之于众。
帮着打下手或煎药。出于对谭玉龄的关心，那时，我对屋内的任何一点动静都格外留心。
当天晚上，那个日本大夫带去了一个年轻的中国女护士，从那个女护士胳膊上抽血给谭玉龄胳膊上注射。
就在谭玉龄病情如此严重之际，我还听到她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向我们问道：
“皇上进膳了没有?吃的是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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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真感动得差点流出了眼泪，心想，“贵人”心地真是不错呀。溥仪上哪儿再去找这么好的妻子啊!不知怎么的，我也在内心虔诚地念叨着：保佑“贵人”早日康复吧。其实，这一点儿用都没有。她的病持续恶化不已。
时间已经到了深夜。治疗仍在紧张地进行。
忽然，听说日本关东军中将参谋、伪满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来到了宫内府候见室。他让门口的传达人员毛永惠马上告知溥仪，立即找正在给谭玉龄治疗的日本医生，去候见室与他会见。
溥仪哪敢不遵命?于是，那个日本医生中断了治疗，去候见室里与吉冈谈了许久。谈话内容，当然无人知晓。
之后，那个日本医生又回到了内廷，走进谭玉龄的居室，继续为她治疗，但他已经没有了原来的那种紧张的神态了。他在不紧不慢地、无声无息地给谭玉龄治疗着。
过了一会儿，谭玉龄由于尿液排不出去，感到异常难受。于是，那个日本医生提出要给谭玉龄导尿，大概是因为这样做要接触谭玉龄的身体尤其是下部，作为一个“皇后”，“皇上”怎么能够同意如此的做法呢?
溥仪考虑后，表示坚决不同意。在这之后，谭玉龄的病情越来越重，后来就渐渐听不到她说话的一点儿声音了。
又过了许久，溥仪可能是因为谭玉龄已经濒临死亡，再也无法抢救过来，便回到他自己住的楼上休息去了。临走之际，他叫我们几个学生和那个针灸大夫林永泉一同到谭玉龄的床前为她做临终前的祈祷。
只见当时谭玉龄合着双眼，仰卧在床上，身上盖着丝绸夹被，面部还露在外边。我们面朝着她，紧张而又严肃地站在那里，向她虔诚地合掌默诵佛经——虽然我也并不怎么懂得“佛经”，只是跟随众人一起哼念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