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腐败的最大受害者是一般百姓，武帝后期乡村农民起事此起彼伏，显然与执法官吏的贪赃枉法和滥刑滥杀有关。又其次，是军官的侵吞战争物资，克扣军饷，刻剥士卒。由于武帝连年对外用兵，军需物资数额庞大，战争造成了军官势力的膨胀，也为他们的贪污创造了条件。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人就是通过克扣军饷，侵吞军用物资和虚报军功请赏而富极人臣。如李广利率近十万大军和三万匹战马出征大宛，虽勉强获胜，但损失惨重，生还的士卒仅万余人，战马千余匹。其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是“将吏贪，多不爱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众”。
最后，由于汉武帝垄断货币铸造，实行盐铁官营、算缗告缗、均输平准等工商政策，给主管官员创造了侵吞国家财产，内外勾结，贪污牟利的机会。如张汤就与长安商人田信等勾结，偷漏国家经济情报，使之牟取暴利，等等。
由于无孔不入的贪污腐败严重腐蚀了官僚队伍，恶化了官民关系，毒化了社会风气，动摇汉皇朝的统治基础，迫使汉武帝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加大反贪力度。为了改变官吏中武力功臣及其后裔较多的问题，武帝下令推行察举选官制度，令郡国守相、二千石以通晓儒家经典为标准，每年举孝、廉各一人于朝廷，经考试后任官。这些人出身相对贫寒，但文化素质较高，他们跻入仕途，改变了官吏队伍的成分，提高了官吏队伍的整体素质，对遏制腐败起了一定的作用。他们之中，出了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等一批廉洁奉公的好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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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汉武帝设十三部刺史，加大监察力度，鼓励吏民越级上书，诣阙言事，从制度上保证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时刻处于监督之下，使腐败能够被较早发现和惩治。而一旦发现贪污、受贿、枉法的官吏，则予以重法惩治，即使皇亲国戚，高官显贵，一律严惩不贷。公孙弘以后的丞相李蔡、庄青翟、赵周、公孙贺、刘屈氂等，大多因贪贿之事而遭诛。
为了反贪，武帝不惜任用一批酷吏，以法外的酷烈手段对付贪残之吏，使之付出血的代价。在加大反贪力度的同时，武帝还有意识地表彰廉吏，公孙弘、赵禹、尹齐等一批公正执法，廉洁自律的官员得到好评，被树为百官的表率。通过以上措施，加上其他政策的配合，到武帝晚年，贪污腐败之风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已经激化的社会和阶级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动荡的局面又趋向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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