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文人评明崇祯帝:刚愎自用 不能辞亡国之咎

2021-01-09 12:41:36 作者: 乾隆时期文人

  崇祯皇帝不是亡国之君,但是明朝确实亡在他手上,他有责任,不能辞其咎。

  朱允炆是自焚而死,还是出宫逃亡,其生死之谜何解?如何评价“贰臣”洪承畴?近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樊树志做客澎湃?问吧,为读者解答相关疑惑。摘要部分精彩回答,以飨读者。

  13信高宣传委员:樊教授你好,请问从客观来讲崇祯皇帝的性格是不是导致明朝灭国的一项原因呢?如果是就一位帝王来说是什么养成了这样一种可以说偏执的性格?(对于性格的解读来自《罗辑思维》不知道正不正确),谢谢您。

  樊树志:崇祯皇帝不是亡国之君,但是明朝确实亡在他手上,他有责任,不能辞其咎。一个来说,崇祯存在用人不当的问题,启用温体仁做内阁首辅,使得朝纲日坏。所以有崇祯皇帝“遭瘟”一说。“瘟”,就是指温体仁。这个问题,我在《明代文人的命运》一书中有详细的阐述。另外,崇祯有很多内堂,就是小金库,但是他不拿出来。辽东的军队发不出军饷,兵士们没有斗志,所以打不过清军。明朝灭亡,崇祯确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崇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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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皇色葡萄球君:如何评价崇祯?

  樊树志:看到有很多读者都在问关于崇祯的问题,我就在这里一并说说我对崇祯的看法,诸君也可以参看我的两本书——《崇祯传》和《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崇祯皇帝朱由检在位十七年,以身殉国时年仅三十五岁。他受命于危难之际,力挽狂澜,清查魏忠贤阉党逆案,拨乱反正,营造新政,令人耳目一新。但是,从万历到天启,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弊政,压垮了明朝的统治架构,内忧与外患同时袭来。朱由检企图挽狂澜于既倒,无奈时运不济,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中,王朝走向了末路。闯王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进入北京,朱由检在煤山自缢,演出了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乾隆年间在文坛颇有声望的历史学家全祖望,写了一篇《明庄烈帝论》,基调是:“庄烈(朱由检)之明察济以忧勤,其不可以谓之亡国之君固也,而性愎而自用,怙前一往,则亦有不能辞亡国之咎者。”乾隆时编纂完成的《明史》,对朱由检的评价似乎同情多于谴责,说他继承万历、天启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沉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

  文中未提及:樊老师,近期在看《晚明大变局》,收获匪浅。但其中有个小细节还望您解惑。在您提到胡宗宪时,说他人品极差,请问这个论点有何根据,是否因其依附严党?还望您说下对胡宗宪此人的见解,谢谢。

  樊树志:胡宗宪颇有才干,却心术不正。万斯同《明史?胡宗宪传》说:“宗宪为人多权术,喜功名,因文华结严嵩父子,岁遗金帛子女珍奇淫巧无数。嵩父子德甚。”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评价他:“才望颇隆,气节小贬,侧身严赵,卵翼成功。”此处所说的“严赵”,是指严嵩、严世蕃父子以及他们的党羽赵文华。嘉靖皇帝任命工部侍郎赵文华前往浙江“督察军务”,胡宗宪对他死心塌地,通过他巴结严氏父子,平步青云,由巡抚晋升为总督。嘉靖三十九年,赵文华因贪赃枉法被革职,在回乡途中自杀而死。失去了赵文华这个“内援”,机敏过人的胡宗宪改变策略——“思自媚于上”,把“走权门”改变为直接“通天”,讨好皇帝。他深知皇帝痴迷于道教,修炼长生不老之术,于是不断向皇帝进献祥瑞,尽溜须拍马之能事。

  除掉王直、徐海,是胡宗宪引以为自傲的事功,其间充满着阴谋诡计。胡宗宪利用同乡关系,招安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徽商王直,把他的母亲从金华监狱释放,派人前往日本游说。王直企盼朝廷在浙江定海等港口,仿照广东事例“通关纳税”,使走私贸易合法化,决意归顺。胡宗宪又派人拿着王直养子王滶的书信,诱降徐海,徐海以为王直已经归顺,自己也想“内附”。孰料,胡宗宪策动徐海和同伙陈东内讧,然后乘其不备,发兵围困,迫使徐海投水而死。王直投降后,胡宗宪抛弃先前的承诺,把他斩首于杭州官巷口闹市。这就是“饵王、徐诸虏,用间钩致”。

崇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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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文兰妮:怎样评价郑芝龙?还有洪承畴?

  樊树志:郑芝龙是明末东南沿海的海上霸主,海商集团的首领,明朝政府把他看作海盗。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他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府南安县安平镇。他的舅舅黄程是海商,从事澳门与日本、澳门与马尼拉的远程贸易,他前往澳门投奔舅舅,开始漫长的海商生涯。当时澳门已经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郑芝龙接受基督教的洗礼,教名尼古拉,外商称他尼古拉?一官。海商李丹把台湾作为与日本、澳门、马尼拉、巴达维亚贸易的中转港。李丹去世后,郑芝龙继承了他的事业,成为中国沿海可以和外商抗衡的海商集团领袖。大约1621年或1622年,抵达日本平户不久,郑芝龙和姓田川的日本女子结婚,生下了儿子郑森,也就是日后鼎鼎大名的郑成功。

  洪承畴与郑芝龙是同乡,也是泉州府南安县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两浙提学道佥事。崇祯三年出任陕西巡抚,上任伊始就给造反者一个下马威。以后又出任陕西三边总督,对农民军由招抚转为围剿,战绩卓著。当时的明朝处于内外交困的局面之中,既要对付中原的农民起义军,又要对付山海关外的满洲军队。崇祯十二年,皇帝任命他为蓟辽总督,把他从“安内”战场调到“攘外”战场。久经沙场的大帅对于满洲军队“围点打援”的战略了如指掌,故而采取谨慎的对策,主张打一场持久战,不争一时一地的得失。但是兵部尚书陈新甲固执己见,要求洪承畴速战速决。结果数万大军不战而溃,困守松山的洪承畴战败被俘。经不住皇太极的劝降,终于变节,成为清军入关、南下的急先锋,为清军统一南方立下汗马功劳。但是,他死了以后,清朝官方还是把他看作“贰臣”,以为朝秦暮楚,不足为训。倘若当初他坚贞不屈,决不投降,身后的评价也许大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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