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想要专权，最大的障碍就是以“三杨”为核心的内阁，所以必须先除掉“三杨”。
对于王振的野心，“三杨”并非没有一点觉察。杨士奇看到王振的势力越来越大，就上疏说：“自古圣贤之君，左右使令必用正人。今皇上富于春秋，凡起居出入，一应随侍及应用之人，皆宜选择行止端庄，立心行己正当者，使在左右。庶不正之言，不正之习，恶皆屏远，不得以上惑聪明，此事关系最重。”又说：“如或其人举动轻佻，语言亵慢，立心行己不正者，皆宜早去之。”
杨士奇的上疏代表了顾命辅政大臣的心声，婉转地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以王振为首的宦官势力，要求朱祁镇对所谓的“立心行己不正者”，应早去之。但“三杨”等辅政大臣是太平宰相而不是乱世诤臣，尽管他们已经看到王振宦官势力日益膨胀及其危险性，却也仅仅是上疏警告，而没有勇气站出来同王振进行坚决的斗争，更没有勇气依据明初的祖训除掉王振。
王振对他们可就不那么客气了，在下手之前，他先后将兵部尚书王骥、户部尚书刘中敷、刑部尚书魏源、礼部尚书胡濙等重要官员逮捕下狱，皇城顿时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一天，王振对杨士奇、杨荣说：“朝廷事务烦劳大人已经很久了，如今两位大人都年事已高，辛苦了!”杨士奇正色道：“老夫虽已年迈，却不敢言老，理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杨荣见王振脸色大变，赶紧打圆场说：“我等虽已到了风烛残年，只能尽绵薄之力，但能选择后辈贤者，图报皇恩。”
听了杨荣的话，王振狠狠地瞪了杨士奇一眼，大摇大摆地走了。
第二天，王振就推荐曹鼎等四人进入内阁。杨士奇眼见大权旁落，不免愤愤不平，杨荣却老练达成地劝解他说：“王振已经讨厌我们的存在了，如果断然拒绝，若哪天传出令某某人入阁的圣旨，岂不是我们的悲哀?”
这年十月，太皇太后张氏不幸去世，朝中失去了唯一能钳制王振的人。杨荣因为受贿被群臣所不容，精神慢慢崩溃，再加上王振落井下石，两年后郁郁而终。杨溥年老多病，无力料理朝政，三年后也溘然谢世，三杨内阁只剩下杨士奇苦苦支撑局面。但糟糕的是，杨士奇的儿子杨稷在地方上犯了命案，好不容易抓住把柄的王振便指使亲信弹劾杨士奇，虽然英宗皇帝没有理会，凡是涉及杨稷的奏章都一概压着不问，但王振却变着法子隔三岔五地弹劾杨稷。杨士奇实在受不了这种侮辱和打击，终于向英宗皇帝提出了辞职请求。
“三杨”就这样一个个被王振整掉了。
盗毁铁牌揽大权
朱元璋写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违者斩”的铁牌是在洪武十七年(1384年)悬挂在宫门之上的。这个铁牌一直是王振的一个心病。正统七年(1442年)十月，取得专权地位的王振悍然盗走并销毁了这块意义不寻常的铁牌。
王振公然毁掉铁牌，标志着明朝宦官与官僚士大夫集团斗争的全面胜利。套在宦官身上的桎梏终于被彻底打碎了，从此宦官不仅取得了与官僚士大夫集团相同的参政地位，而且凌驾于官僚士大夫集团之上。宦官势力开始公开地、大规模地走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主宰明朝命运的一支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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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除了有朱批传旨权力外，还拥有参加内阁廷议之权、司法权等。他经常操纵三法司，一不高兴就将朝廷命官下狱。最后，他还拥有了军事指挥权，包括提督京营之权、统兵出征之权、监军监饷之权、镇守地方之权、守备要害之权等等。可以说，这时的王振已经真正的大权独揽，达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步。
有些朝臣为了保全自己的官位，或是为了进一步升官发财，就极力地向王振行贿、献媚。时任吏科都事中的刘睿是一个小官，一次在路上偶然遇到王振的车驾经过，便立刻跪在道旁。王振见了大喜，马上把他提升为户部左侍郎，后来又升为户部尚书。后来许多人效仿刘睿，大多升了官。
工部郎中王祐天生不长胡须，一次，王振随口问他为什么不长胡须，他竟然厚颜无耻地说：“您老人家无须，儿子岂敢有须?”王振听了，大笑不止。事后，王祐被提升为侍郎。
明朝的社会风气在这时候坏到了极点，朝中不管尚书、侍郎等文武重臣，还是知府、知州等地方官吏，只要稍有得罪王振之处，就会受到迫害，甚至被处死。
大理寺卿薛珪是明朝正统年间著名的理学家，为人忠厚耿直，德才兼备，人称“山西夫子”。正统八年(1443年)，薛珪升任大理寺右少卿，第二天转为左少卿。王振想让薛珪表达对提升他的感激，就派人邀请薛珪到他府上来。没想到，薛珪竟然拒绝前往，并义正词严地说：“哪有受命为朝廷大臣，却向私人谢恩的事情!”王振失了面子，从此对他怀恨在心。
事过不久，两人在街上相遇，同行的官员纷纷跪在地上向王振请安，唯有薛珪直挺挺地站在那里。王振看见薛珪在众人面前还是这么桀骜不驯，大为光火，马上唆使亲信上奏诬陷薛珪，定其为死罪。临刑那天，有个叫王伟的侍郎苦苦求情，王振这才放过了薛珪，但随后就将他罢官。
英宗的姐姐顺德公主身边有一个小宦官叫吕宝，此人十分刁钻，在驸马石喑家常常摆出一副豪奴的派头，所以经常受到石喑的训斥。这本是一件很小的家事，但吕宝却通过关系到王振面前狠狠地告了石喑一状。王振不问青红皂白，就把石喑逮捕入狱。
由于王振的恶行，明王朝上上下下一片白色恐怖，王振的专权也达到顶峰。就在他专权的十多年时间里，北方的瓦剌迅速发展起来，而王振对瓦剌的崛起采取了姑息纵容的态度，结果瓦剌集中力量东征西讨，逐一降伏了蒙古各部，并向明王朝发出了挑战。
正统十四年七月，瓦剌军分兵四路向明朝大举进攻。北部重镇大同很快失陷，边陲告急，京师告急。在这种情况下，一心想“立功”的王振怂恿英宗帝御驾亲征。兵部尚书等官员极力反对，但昏了头的英宗执意不听，亲率50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向北开去。八月初一，明军到达大同，在与瓦剌军的战斗中连战连败。到了十四日，明军退到了怀来县西侧的土木堡，被瓦剌大军包围。护卫将军樊忠对王振乱军祸政的罪行非常愤慨，就从英宗皇帝身旁冲了过去，挥起大铁锤砸死了王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