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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君恩清慎忠勤，数十年尽瘁不遑，解组归来，犹自心存军国;
殚臣力崎岖险阻，六千里出师未捷，骑箕化去，空教泪洒英雄。
而在日本，冬去春来，阴晴圆缺，渡边华山竟然由思想狂悖的幕府“罪人”，一跃成为精忠报国的近代“功臣”，成为日本人心目中光芒万丈的“神”。随着皇国思想的泛滥，至二战时日本战败为止，渡边华山一直被作为“忠君楷模”而编入修身课的教科书，更被作为“勤皇护国烈士”、“大东亚护国之神”而供奉在华山神社，将渡边华山深邃闪光的思想都淹没在皇国思想之下。一生落拓潦倒的渡边先生也许做梦也想不到，他有朝一日会享受如此隆重的“殊荣”吧?
英雄都付浪淘沙，逝者如斯总不归。林则徐与渡边华山的命运缩影，何尝不是中日两国的国运定格?历史好比连续剧，各色人物粉墨登场，又来去匆匆。我们用什么标准去评定其是非功过、成败兴亡?当时间的洪流喧嚣渐息，岁月之河雪尽江清之后，我们才得以走近林则徐和渡边华山真切的悲欢际遇，体味他们内心的纷争纠葛，拂去他们身上鲜为人知的尘埃，露其真容;也擦掉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唾沫，还其清白。
二 日本也有个“林则徐”
翻开近代日本史，正是渡边华山登高一呼，第一个拉响了振聋发聩的警报，让日本国民从酣然昏睡中警醒过来。渡边华山(1793-1841)，德川幕府末期集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儒学家、兰学家、画家于一身的百科全书似学者，是近代日本一位学贯东西、慧眼如炬的国宝级人物。他与林则徐一样出身清寒，同属吃苦耐劳且天姿聪颖的人，都是凭个人勤奋努力而留名青史。从文化背景而论，两人都曾研习过儒家文化，只是渡边华山除了儒家文化外，还钻研西洋画艺。正因家境的贫寒，才让渡边华山阴差阳错地通过西洋画艺博览中外，成为沟通东西、洞察今古的一代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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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边华山一生命运多舛，其童年和少年时期的苦难经历让他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历，并为他后来变革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基础。渡边华山出生之时，正值幕府的宽政改革失败之际，幕府与各藩均处于财政困难时期。华山的父亲定通生下八个孩子，生活贫苦异常。他的弟弟们有的到寺院做活，有的出家为僧。华山八岁时就不得不替藩主的世子做杂勤。至华山二十四五岁时，家里穷到连父亲买药的钱都没有，冬天只盖一条破被，过着忍饥耐寒的生活。在此逆境下，为了生计渡边华山选择了绘画的道路。他对西方的认识，就是从绘画开始的。
而他真正认识西方是从 1832年开始。该年他被任命为田原藩家老与海防挂，即管理藩的财政与海防的官员。处于这一激荡的时代，渡边华山坎坷丰富的人生经历以及其担当海防系的便利条件，让他比别人更深刻更早地认识到了世界局势的变化和日本所面临的险恶国际环境。为日本民族的前途感到深深的忧虑。恰好在这一年，他和高野长英、幡崎鼎等洋学家相识。万花筒般复杂丰富的西方世界立即让渡边华山如痴似狂，他从此致力于洋学研究。他就西洋与 “外国事情”撰写了很多论述，如《外国事情书》、《再稿西洋事情书》、《初稿西洋事情书》、《慎机论》等等。这些著述反映了渡边华山对西方深刻的洞见，以及对日本未来清醒的认知。渡边华山在孜孜勤学的基础上，又将高野长英、小关三英等著名兰学家请到自己周围，日夜切磋，互相砥励，从而形成了一个试图以兰学知识拯救日本内外危机的兰学集团(史称“蛮社”)。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强烈地意识到，日本传统的对外观念以及对外交涉原则已无用武之地，如何迎接来自西方的挑战，成为亟待解决的历史性课题。渡边华山在《外国事情书》中忧心忡忡地说，一个人是否安全，与这个人是否有自知之明相关。而目前我们这些统治者的见识作为，实为井蛙之见而固不足论。即使那些自诩为高明尚古的聪明人，也不过是鼠目寸光，如灯台下之暗影，正如盲者不惧蛇，聋者不避雷，身处险境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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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风腥而知虎在，听雉鸣而悟地震将至。搜索西洋诸番之事情，实乃今日之急务。”这恐怕也是他后来决定辞去田原藩职务、欲专心研究外国事情的主要原因。他一边阅读当时已经传入日本的西方书籍，一边与荷兰商馆长交流，详细了解有关西方的各种事情。随着西学知识的增多与对西方了解程度的加深，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西方观。渡边华山说：“西方诸国以学术实践，达于天地四方，以育人，以展国势。方今地球之中，无一地不有欧罗巴诸国，五大洲中，除亚细亚之外，四海大抵皆为洋人领地。”渡边华山的政治实践，使他认识到必须要通过学习西洋才能渡过日本的内外危机。他拥有获得西方知识资源的多种渠道，从而将兰学推向更高的层次，为处于十字路口的近代日本指引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拼得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最终使渡边华山拍案而起振臂一呼，却身陷绝境的，是一艘远道而来的小小商船。
1837年(天保八年)，美国商船“马礼逊号”载着七名日本漂流民抵达日本浦贺近海，要求通商。美国人原想以护送日本漂流民回家主动示好，以达成和日本互利通商的目标。不料日本人根本不领情，浦贺奉行太田运八郎按照《异国船驱逐令》下令炮击“马礼逊号”，迫使其仓皇撤离。这一事件剧烈地冲击着渡边华山的忧国之情。他认为，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四周渺然”环海而又无海防的日本，轻率地炮击为送还漂流民而来的西洋船只，其结果只能是为“西洋膻腥之徒”制造侵略日本的借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