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伤害中华文明的第一大罪人是汉武帝刘彻
汉武帝刘彻在历史学家眼中是一位雄才大略的伟大帝王。今天的媚俗影视剧也把他的马屁拍得山响，屏幕上的刘彻在国民眼中已升华为抗击匈奴开疆拓土的民族英雄和超级猛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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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开华丽的历史外衣和影视光环看真实的刘彻，不过是一个专横暴虐、任人唯亲、喜怒无常，贪功好杀的可怕帝王，如果不暴虐也不会把自己的亲生儿子“灭族”。刘彻的可怕性格不仅给当世的中国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强大的汉帝国在他的统治下由盛转衰，中国第一个黄金时代在他手里结束;也给后世的中国带来了难以估量的灾难性后果。
刘彻遗害后世的最大邪恶暴政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刘彻以前的中国是思想文化最为活跃的时代。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十位思想家，有八位活跃在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的活跃必然带来实用技术的创新，所以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人在四百年时间内创造的文明成果比皇权中国两千多年创造成果的总和还要多。
刘彻前中国的专制统治只限于国家的行政管理方面，思想则是相对自由开放的。所以诸子百家才能在春秋时期受到各国统治者的最大礼敬，得以匡时济世各显神通;才能实现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由高层统治者启动的成功的政治变革。
中国的思想专制自刘彻始，“罢赎百家，独尊儒术”把中华民族思想发展的长河拦腰斩断，中国自此堕入了“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思想黑暗学术停滞的草昧时代。结果中国在刘彻后的两千多年皇权专制时期居然没有产生出哪怕一位有影响的思想家。
刘彻从精神上阉割了中国人的思想力。中国人自此不爱思考，人云亦云，盲目从众，像一群盲鸭随大流瞎起哄。所以汉武帝刘彻是伤害中华文明的第一大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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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伤害中华文明的第二大罪人是南周皇帝武则天。
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两大毒瘤是特务统治和刑讯司法。
特务和刑讯逼供在武则天前中国一样存在，如汉武帝时的张汤就是出了名的酷吏，但仅限局部和个别现象。武则天则把特务统治和刑迅司法发展成为一种统治阶层广为实践的政治制度。
特务统治鼓励告密，习惯用暗箱操作来处理政治争端。喜欢告密打小报告者都是灵魂阴暗的卑污小人，奖励告密必然毒害国民的品格。告密文化的蔓延必然使小人无赖横行当道，正人君子举步维艰，国民道德水准因此整体下滑。
自告密文化普及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千金一诺的季布、以自刭挑战“成功政客”的田横五百壮士、宁可烧死也不肯出山做官的介子推、慷慨悲歌的燕赵侠客等热血英豪。武则天毁灭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诚信品格，中国自此步入了灵魂阴暗的“小人时代”。
刑讯司法必然造就冤假错案，在恐怖的刑罚下，世上没有几个人能够不被屈打成招。刑讯逼供一旦成为司法制度，刑法就没有任何公正可言，根本起不到惩治罪恶维护社会治安的作用，唯一的作用就是作为权贵阶层迫害无辜平民的暴政机器。
一个人犯了法不要紧，只要他有权有钱，就可威逼或贿赂执法者徇私枉法，把被害人屈打成招，或另找一位根本没有犯罪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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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司法体制下，权贵可以随意胡作非为，平民利益被权贵粗暴侵害根本没有地方可以申诉。刑讯司法还为政治迫害大开方便之门，某人一旦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就可被胜利者栽赃“莫须有”罪名，并施以恐怖的刑罚，对强加给他身上的罪名供认不讳。
三、伤害中华文明的第三大罪人是明太祖朱元璋
如果说汉武帝开启了中国黑暗政治的“潘朵拉魔盒”;武则天在制度技术上丰富了黑暗政治的邪恶内容;朱元璋则是中国邪恶政治的集大成者。
朱元璋出身和尚佃农，心灵深层有浓厚的自卑情结。因为自己没有智慧、良知和美德;因此也就格外仇视这三样最宝贵的人性。朱元璋在位时采取的所有统治手段就是尽可能消灭中华民族的智慧和良知。
为了最大限度地扼杀中国人的智慧和良知，朱元璋把中国的集权专制体制发展到极端，把国家的统治权力事无巨细紧紧抓在自己一人手中。全国只有他一个人在思考国家大事，其余的国民上至文臣武将下至草民百姓都被剥夺了思考的权力，他也不允许任何人独立思考个人急功近利之上的朝政国事。
朱元璋的最大暴政是文字狱、庭仗和八股文。
文字狱扼杀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维能力。自朱元璋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只会写歌功颂德的马屁文章和无病呻吟的“码字游戏”，不再是中国的进步力量。
庭仗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拔下裤子打体面人物的屁股。这是一种血气之士根本不能忍受的羞辱，施加在精神上的痛苦远远大于肉体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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