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诸葛亮似乎有一些饥不择食，顾不得杨仪的才能、德性和威望，于匆忙中做出不计后果的决定。
其实不然，他的临终安排经过了深思熟虑。因为籍别的不同，诸葛亮没有忘记自己以及荆州藉派系的前途命运，自知一死，除过刘禅, 魏延已经没有制约。如果由魏延掌握至为重要的军权，近则会不顾客观现实继续“北伐”，远则会危及荆州籍前途命运，这同自己身后名誉地位密切联系。所以病逝前召开军事会议，排除了首先应该参加的征西大将军、副统帅魏延，只召集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后撤退安排。让杨仪率领全军秘密撤退令魏延断后。从而为魏延酿造了一樽鸩酒。
魏延是毒酒的自饮者。听到诸葛亮病逝杨仪领军撤退的消息，气势汹汹地说道：“丞相虽死，我还在这儿，相府亲属和文官运送灵柩回去安葬，我理当率领诸路大军继续北伐。况且，我魏延是什么人，能让杨仪吆五喝六，给他断后!”同时扣押了传达军令的费祎，胁迫其联名发出截然相反的军令。费祎见大事骤变，借口为魏延说服杨仪交出军权脱身逃回。
这是一场货真价实的军变，虽然不是针对蜀汉政权的谋反，也是针对代帅杨仪的夺权。此时的魏延已十分狂躁。长期遭受排挤打压的怨气怒气，没有因诸葛亮的死亡稍有渲泻，更因安排杨仪领军而恶气攻心，他的这一不寻常做法，犯下三个致命错误。
其一，对诸葛亮死后军心士气低落到谷底缺乏清醒估计。本来，诸葛亮五出祁山“北伐”曹魏，就是穷兵黩武、一意孤行的举措。
西蜀小国寡民长期遭受战争水火的蹂躏，苦战厌战反战的情绪由来已久。诸葛亮一死，将士思归情绪潜然隐藏于举哀背后，在此非常背景下，欲再与强大的曹魏交战，已不可能。
其二，不懂得军变的特征。军变贵在诡秘而速发，应在条件允许范围内，做得让对方毫无觉察。魏延既同费祎联名签署了军变的命令，就不能放费祎归去，更何况费祎是荆州籍核心人物。应设法赚来杨仪、姜维等，能多赚一个是一个，许进不许出。魏延通过公开诚信的手段实现军事阴谋，已构成一对目的与手段极不相容的矛盾。费祎一走，军事阴谋完全暴露于手握重兵的政敌，魏延失去制人的主动而受制于人了。在杨仪率兵回撤后，军变事实上已经流产。
其三，缺乏应变的策略。在军变尚未发动就已失败的情况下，魏延不思改弦更张，居然率领断后部队径先南归，并烧毁主力部队回归的褒斜栈道。
不夸张地说，魏延已有些歇斯底里，把同杨仪之间争夺军事指挥权，恶化成两支西蜀大军的对立;把诸葛亮退军和自己进军的分歧，公开于全军上下;更把自己摆在全体将士的对立面，士兵们归心似箭，同魏延继续“北伐”的意图尖锐对立。三对矛盾中，魏延都处在孤立地位。所以，在南谷口与杨仪军队相遇发生局部战斗时，魏延率领的部队，知道错误在魏延，所以不肯为他卖命，刚一接触就一哄而散，只留下魏延父子几个。
在杨仪、魏延矛盾激化时，惟一能缓解协调的是西蜀朝廷。此前，两人都有表章飞奏，相互指责对方“叛逆”。毫无权力的刘禅，只能听从朝臣的议论。
在情况完全不明的时候，群臣本无从盲目表态，稳妥的办法，是命令双方脱离接触，规定出各自的回军路线，先将军队带回汉中再调查处理。然而，良性的处理意见并没有产生。按照陈寿的认识，是因为魏延勇猛过人，骄傲自大，造成同僚敬而远之这一表面和谐，实则过分紧张的关系。紧张关系在关键时候起了作用，西蜀高级官吏董允、蒋琬等，像押宝一样“保仪疑延”。依陈寿眼光，这是西蜀朝堂情绪化处事方式促成的错误判断。
蒋琬、董允等长期从政，久历宦海，大事当头，不会愚蠢冲动到这样没有理智的地步，魏延毕竟是西蜀举足轻重的人物，况且又领兵在外。
如果相信魏延反叛，就应该好言抚慰，将其赚回再处理不迟，没必要打草惊蛇，失去扑捉叛臣的机会。只能是一种可能，就是诸葛亮推荐安置在刘禅身边的这些人物的心胸，比诸葛亮还要狭隘。在关键时刻，狭隘的集团利益障住了他们的视野，蒋琬等人的表态，不过是党同伐异，是出于狭隘的派系利益“保仪疑延”，乘此机将难以驾驭的魏延除掉，从而扫除荆州籍继续掌权的最大障碍。
诸葛亮为魏延酿造了一樽鸩酒，魏延又不自觉地端起来一饮而尽，最后的结局已无法改变。魏延被马岱追杀于虎头桥(今汉中市北街十字，有虎头桥遗址)，之后，杨仪又将他“夷灭三族”。
魏延杀杨仪是真，叛西蜀是假!魏延要反叛西蜀，没必要向刘禅表奏杨仪“叛逆”，没必要拦截主力归路，而是顺理成章的率军北投曹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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