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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乡而怨，曰：‘盖闻中国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独曷为遗己?’举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为之垂涕，况乎上圣，又乌能已?故北出师以讨强胡，南驰使以诮劲越。四面风德，二方之君鳞集仰流，愿得受号者以亿计。故乃关沬若，徼牂柯，镂灵山，梁孙原，创道德之涂，垂仁义之统，将博恩广施，远抚长驾，使疏逖不闭，阻深暗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讨伐于彼。遐迩一体，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于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继周氏之绝业，天子之急务也。百姓虽劳，又乌可以已哉? “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于忧勤，而终于佚乐者也。然则受命之符，合在于此。方将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鸣和鸾，扬乐颂，上咸五，下登三。观者未覩指，听者未闻音，犹焦朋已翔乎寥廓，而罗者犹视乎薮泽，悲夫!” 于是诸大夫茫然丧其所怀来，失厥所以进，喟然并称曰：“允哉汉德，此鄙人之所愿闻也。百姓虽劳，请以身先之。”敞罔靡徙，迁延而辞避。
《难蜀父老》中有一段话很精采，翻译成白话就是：“世间一定要有不寻常的人，然后才有不寻常的事;干了不寻常的事，然后才有不寻常的功绩。不寻常，本来就是常人感到奇怪诧异的。所以说不寻常的事刚开始，百姓就害怕它;而等到它获得成功，天下就安然无恙了。”《难蜀父老》是中国文学史上首篇论难文，开创了一种新文体。所谓“难”，即《难蜀父老》中“而己诘难之”的“诘难”之意。“难”作为文章形式，其实早已有之。先秦西汉著作，多以虚设对问作结构，辞赋如楚辞之《卜居》、《渔父》，文章如《孟子》诸篇、宋玉之《对楚王问》等，或本身就是对问、对策，如《二世、李斯责问书对》、《公孙弘对天文、地理、人事之纪》等等。就一个具体现实事件而虚设论难写成一篇完整文章，后代明确以“难”作篇名，《难蜀父老》还是第一篇。相如之“难蜀志”，文晓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南朝梁代著名批判家刘勰对此文刮目相看。
后来历代文人又美誉不断。明朝王维桢：“先叙事起，而后诡为问答之词。其事虽非，而其文则腴。”明朝金圣叹：“瞌折顿挫，极尽文态。”清朝王文濡：“表面虽是难蜀父老，说得堂皇正大，而其讽天子，好大喜功之意，却以隐约出之，此文之所以名贵也。”王德华、宋雪玲认为《难蜀父老》的创作背景及讽谏主旨不十分明确，从宋至今人们从各种角度对《难蜀父老》的主旨提出不同看法：作于汉武帝元朔二年的《难蜀父老》,有着主开发与反开发以及担心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决策转变的政治背景与创作心理背景。其讽谏主旨是借晓喻天子之意，打消汉武帝开边的犹豫，坚定汉武帝开边的信心。司马相如对汉武帝开发西南爽意义的论述，在“中国”与四夷关系处理上，是对羁縻文化政策的重要补充，给汉武帝开边决策提供了文化意义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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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甫一继位,便着手外定四边、内兴文教。两汉在对待四边的政策上,尤其是对匈奴的态度,大致而言,高祖至景帝时以和亲为主,武帝时则以征伐为主,而无论何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和亲与征伐的争论……汉武帝时代在出兵两越、开发西南夷问题上存在着主开发与反开发的争论，这种争论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地理观。刘安《上疏谏伐闽越》代表了反开发者的华夷之别的文化地理观，而司马相如《喻巴蜀檄》、《难蜀父老》则反映了主开发者的地理扩张与文教传播并进的大一统的文化地理观，二者对后世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王德华语)在这两种观点的竞争中，司马相如最终胜出，成为主流。他站队站对了。因为这一方正受到汉武帝的默认与力挺。“武帝此时正大展宏图，内修政治，外扬国威，靖边扬德，建立功勋，相如此说投合武帝所想”，因而“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并派相如建节往使，相如遂为略定西南夷，“还报天子，天子大悦”。赵炳清肯定了司马相如怀有建功报国的伟大志向，因而在汉武帝通西南夷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仅平息了唐蒙事件，稳定了汉在巴蜀的统治，保证了通西南夷的顺利进行;而且还亲自出使西夷，使汉朝与“西南夷”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得以加强，增强了“西南夷”对汉王朝的政治认同，为汉武帝后来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吴明贤《论司马相如在开发西南夷中的贡献》：“司马相如在汉武帝时期先后两次出使巴蜀,作《喻巴蜀檄》《难蜀父老》,准确地宣示了汉王朝的旨意,对开发西南夷作了政策上和理论上的阐述,安定了民心,取得了开发西南夷的成功,显示了他卓越的政治才干,同时对汉王朝经营西南地区,开通南丝绸之路也有着重大意义。”还有当代作家戏称：司马相如既是中国古代第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巴蜀(中华)文化巨人，更是“西部开发第一人”。司马相如奉武帝之命出使西南，一路受到热烈欢迎，尤其在四川，当地富贾争相进献礼品和一睹风采。回成都，乘坐驷马高车的司马相如，以天子特使的身份过升仙桥，蜀郡的地方长官都列队站在桥头迎接，司马相如就像梦游一样从夹道欢迎的人群中通过。这正是他少年时做过的梦境，居然变成了真的。他还遇见了特地从临邛赶来的老丈人卓王孙。卓王孙兴奋不已，不仅因乘龙快婿使自己脸上有光，还因证实了宝贝女儿没有白白地继承父姓、确实具有远见卓识，而感到无比骄傲。然而，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鸿运高照的司马相如，也被一些人忌恨。欲加之罪，何怕无辞?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有人向朝廷举报司马相如几年前出使西夷时有受贿行为。汉武帝为表示自己并不偏坦，下令撤掉司马相如的官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