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这是毛家大爹最有名的词《沁园春.雪》中的一句，可见大爹对秦始皇、汉武帝是极其推崇的。其实，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对汉武帝的评价基本分为两种：一种是“雄才大略，拓土开疆或曰击溃匈奴”;一种则是“好大喜功，穷奢极欲或曰穷兵黩武”。这两种截然不同评价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司马光著述的《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汉纪十四》是这样记载的：“班固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即汉武帝)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略咨海内，举其茂俊，与之立功。……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臣光曰：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无异于秦始皇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在这段文字中，班固称赞了汉武帝的雄才大略，而司马光却是这样评论汉武帝的：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等，与秦始皇几乎相同，而秦亡，汉却兴，是因为孝武能尊崇先王之道，知道应该遵守什么。尤其是晚年能改过，所托的顾命大臣霍光等得力，才避免了亡秦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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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以为，司马光之言之所以准确，从司马迁的《史记.平准书》中也可以看出来。《史记.平准书》是一篇“食货志”，内容关系百姓吃穿、国家用度、土地、徭役、赋税、经济、政策等等。从“食货志”中最容易看到政府对人民实行的是仁政还是暴政。国与民，好比是天平的两端，两端保持平衡了，便基本上实行的是仁政。如果老百姓这一端失衡了，便是暴政。从《史记.平准书》里看，汉武帝行使的不是仁政。因为他穷兵黩武，好大喜功，耗尽民脂，又变本加利搜刮民财，横征暴敛过犹不及，使国家成了一架敛财的机器，而百姓的血汗却被这架机器榨干了。
《史记.平准书》中记载：汉初，国家实行黄老“无为而治”的养民政策。到文、景之时，国家安定，百姓富足;京城积聚的钱币巨万，以致库府中穿钱的绳子都朽烂了;天下粮食到处都堆得满满的;太仓中的粮食，大囤小囤如兵阵相连，有的露积在外，都腐烂不能食用了。街坊百姓都有马，阡陌之间更是骡马成群;居住里巷的普通人也能吃上膏粱肥肉，做吏胥的老死也不愿改任，做官的以官职为姓氏名号……真可谓“文景之治”，太平盛世。
但到了刘彻当皇帝，财政状况急转直下。先是对南越和闽南用兵，江淮一带骤然动荡不安，耗费巨大。接着开拓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致使巴蜀一带百姓疲惫。向东开凿通往沧海郡的道路，人工费用与开拓西南夷相等。在北边与匈奴的战事逐渐扩大，军需大增。又调发十多万人修筑并守卫新拓展的朔方郡，因水陆运输的路程极辽远，自崤山以东的百姓都要承受这个负担，耗费数十万至百亿，国库都空虚了。由是，便开始卖官鬻爵。捐献财物的就可以补充官额，能出钱的就可以免刑，交纳羊群的可以做郎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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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年对匈奴作战，先是派大将军卫青以十余万兵力出击匈奴右贤王，获敌首级及俘虏一万五千人;二次再派卫青出击匈奴，获敌首级及俘虏一万九千人。汉武帝出手大方，立功者赏赐黄金共达二十多万金。投降的数万匈奴也得到了厚赏，吃喝拉撒全由大汉政府统管。由于战事耗费巨大，倾尽库藏钱币和赋税收入，仍不足以供应战争的消耗，于是再行卖官鬻爵。武功爵每级价十七万，共值三十多万金。武功爵最高可至乐卿，更大者甚至可封侯或封卿大夫。
有了钱粮，又派骠骑将军霍去病再次出击匈奴，获敌四万首级。匈奴浑邪王率众数万人投降，大汉朝廷调拨两万辆车迎接，到了都城长安，连同有功将士一并赏赐。这一年的开支高达一百多亿。
从前的水利工程白耗钱财不说，政府又要修通汾水与黄河的渠道，征数万人上工;因渭水船运水渠曲折绕远，便要从长安到华阴开凿一条直渠，又征数万人上工;朔方也要开凿水渠，再征数万人上工;各条渠道修了两三年还未完工，耗费却在数十亿。为了征讨匈奴，必须大量养马，带到长安来喂养的马就多达数万匹，关中养马的士卒不足，就从附近诸郡征调。投降的胡人都靠政府供给衣食，政府财力不足，汉武帝亲自节约，降低膳食标准，解下乘舆上的马匹，拿出皇宫的储蓄，去供养他们。
偏又遇上灾年，崤山以东的七十多万灾民要迁徙到函谷关以西或朔方以南的地区去，耗资以亿计。国库告罄。再加上修昆明池;做柏梁台、广苑囿;访仙求道，泰山封禅，其花费不可胜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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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折腾，国库枯竭，于是就在钱币上做文章。用白鹿皮一尺见方，饰以绣文，制成“皮币”;把银与锡合在一起冶炼成“白金”。皮币实则是一种脱离价值规则的空头支。这两种货币都不能凑效，又全面禁止郡国铸钱，只有上林苑所属的三官才能铸钱。从前郡国所铸的铜钱全部作废销毁，铜则上缴国家。由是，老百姓手里的铜钱，一夜之间全部变成了废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