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变幻、白云苍狗，宋高宗在撂挑子之后仍然悠闲自在地活了二十五年。直到淳熙十四年(1187年)才以八十一岁的高龄死去。赵构禅位于赵昚(音SHEN)，可是孝宗的皇帝做的一点儿也不轻松。赵昚在位二十七年，其中到有二十五年受到了赵构的制约。赵构出尔反尔，并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退居二线之后，他仍对国家大政指手划脚，一遇重大事件，就多方掣肘，横加干涉。知道孝宗锐意恢复，赵构不满道：“大哥，俟老者百岁后，尔却议之!”见孝宗“自此不敢复言”，内心却不以为然，赵构只得郑重其事的告诫道：“一旦北伐，女真不过是一场无关痛痒的胜负而已;而南宋则是关乎生死存亡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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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宋一代的皇帝多擅长书法，在中国专制历史，历代皇帝书写《孝经》最多、最著名的，就是宋朝。御书《孝经》最为著名、影响最大的正是宋高宗赵构!
令人吃惊的是——赵构书写《孝经》，是应臭名昭著的秦桧再三请求。此次御书《孝经》影响巨大，波及整个南宋统治区域。先是，下诏诸州以御书《孝经》刊刻石碑，赐给现任官及在籍学生。以至于有善拍马屁者将绍兴十一年(1141年)的绍兴议和的成功，也归功于赵构御书《孝经》。
《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照例是皇太子的必读书。入宫三十多年的孝宗，对《孝经》一书耳熟能详。之所以在身后被谥为“孝”，确实是名至实归。孝宗的“孝”完全符合儒家要求，对赵构言听计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赵构的良苦用心收得奇效，赵昚确实是个难得的“孝顺”儿皇帝!见太上皇说出如此话来，只好打消了恢复的念头。
元人对此感慨再三道：“然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继大统，而能尽宫廷之孝，未有若帝…孝宗之为“孝”，其无愧焉，其无愧焉!”
内禅后的赵构相中了秦桧从前的府第，重又大兴土木将秦府改建成一座新的宫苑，更名为德寿宫。经过数次改建、扩建的德寿宫，亭、台、楼、阁、厅、堂、假山、园苑、奇花异草一应俱全。孝宗命人在宫内开凿大池，将西湖水引入其中，为大龙池，旁筑万岁山，“拟西湖冷泉、飞来峰。若亭榭之盛，御舟之华，则非外间可拟。”德寿宫的豪华富丽甚至超过了大内宫禁，人们习惯称皇帝居住的凤凰山皇宫为“南内”，新建的德寿宫则尊称“北内”。赵构离休金每月是四万贯，是当时南宋太师级别官员(月俸最高者)的一百倍。每年四十八万贯的支出，还不包括德寿宫的日常开销。逢年过节，孝宗另有“孝敬”：银五万两、钱五万贯是“常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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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昚对赵构可谓竭尽孝道，不但在物质生活上尽力满足赵构的骄奢淫逸的需求，而且在军国大政上委屈求全。
赵昚的“孝”绝不是作秀作出来的——即位才三年，“隆兴”的年号即改成了“乾道”。
读史可知，改元建号作为传统的纪年法和帝王个人统治的重要标志，一向受到专制统治者的重视。透过改元可以从侧面了解一个历史时期的发展轨迹。
两宋的年号在许多时候是政策走向和执政纲领的指南，如宋高宗继统，建元建炎即是重振火德，延续宋祚之意。孝宗皇帝将年号由“隆兴”改元为“乾道”，无非是昭告世人，从此之后，自己的“北伐”情结暂时告一段落，历史开始进入“顺应天道”的新时代。
天道是什么?
天道幽远、人道迩——在孝宗的心底，无非是按高宗的既定方针办，不改苟安国策而已。淳熙元年(1174年)，主战派中坚分子——四川宣抚使虞允文在任上积劳成疾，因病去世。随着张浚、吴璘、虞允文的相继去世，主和派官员彻底把持了朝政。南宋年号改为“淳熙”，年号的每一次的更改，都是统治集团内外政策相应作出调整的信号。孝宗即位之后的第一个年号“隆兴”，不仅仅是年号，而是一种高昂的信心!此后，年号虽然更改为“乾道”，孝宗皇帝却仍在默默地积极备战，念念不忘恢复。虞允文的离世，孝宗顿失强援，锐意进取之心逐渐消磨殆尽，转而变的暮气沉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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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宗生不逢时，外有金世宗统治稳定，财政充裕，战备严整，宋廷无懈可击;内则有太上皇赵构多方掣肘，又无重臣竭力支持北伐之议。
对此情形，后人一针见血的指出——高宗之朝，有恢复之臣，而无恢复之君;孝宗之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