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何选择李鸿章，有一点无奈，但更是无私。下面，我们就具体来看看这里有什么缘故。
具体做法与康熙选择雍正不同，但思路有异曲同工之妙——选择与自己不同的人来做接班人，实践证明效果也很好。
晚清名臣曾国藩，在选择事业继承者时，没有考虑彭玉麟等德才兼备、又大仁大义这样的候选者，而是选择了典型的实用主义者的代表李鸿章。这是因为彭玉麟与曾国藩相似——方正，而李鸿章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
曾国藩的性格内向而极其坚韧， 他“打掉牙齿和血吞”，执着，屡败屡战，办事谨慎，处处以传统的道德标准规范自己，追求完善，追求完美，有着强烈的圣人情怀，以至于办事谨小慎微。
他坚持每日自省、自律，敬以对上、慈以待下，待同辈谦恕自抑，终生以“拙诚”、“坚忍”行事。
李鸿章的性格开朗、豪爽，办事果断，不拘礼节;十分看重功名仕途。他不在意个人修养，只重视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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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王尔敏在《淮军志》中所言：李鸿章“统率群下，不问品类如何，只重其谋略才识。”吴汝纶则回忆到：“吾壮时佐曾文正幕,四十以后佐李文忠幕。
曾公每办一事，详告事由，命诸同人各拟一稿以进，择其最善者用之，且遍告曰：某君文佳。倘皆不合，始出己文。如有胜己者，则曰：吾初意云云，今某君文胜吾，吾用之矣。即将己稿弃去。于是人争自濯磨。事理愈细，文思亦愈精。
李公则不然，每办一事，必出己意，曰：吾欲云云。合其意者用之，不合其意者摈之，无讨论，无切磋，于是人争揣摩其意，无越范围者，而文思乃日隘。二公之度量性情于此可见。”由此可见曾、李二人的区别。
李鸿章太工于心计、太精于权谋、太多谋善断了。例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1860年9月攻占天津即将兵临北京城下时，昏聩、怯懦的咸丰皇帝在逃亡热河的路上命围攻安庆的曾国藩派鲍超北上勤王。但那时湘军与太平军在安庆的决战到了关键时刻。
此时，曾国藩面临巨大的压力：不勤王，德上有亏，会招天下人斥骂;北上勤王，安庆战场恐怕功亏一篑，这将影响天下安危。关键的是，那个昏庸、朝令夕改的咸丰皇帝很可能在勤王途中突然搞出什么让人进退不得的荒唐事来。
而且，就全国的最大利益而言，不分兵勤王是最佳选择。但道义、君命等等压力很大，曾国藩面临真正的两难选择，常常夜不能寐。最后是李鸿章提出了高招：拖。
他提出，湘军与太平军的安庆之战关乎“天下安危”从而占领了道义的制高点(确实也符合事实)，对北上勤王应“按兵请旨”，静观大局变化。曾国藩仔细权衡，采用此议。
于是他上奏朝廷表示愿意北上，但提出鲍超尽管作战凶悍、勇猛，但对北方情势非常陌生，北上勤王是舍长就短，因而表态“断不能至”，所以奏请朝廷在胡林翼和自己之间“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
这其实是在刻意以负责任的借口在拖延时间，因为往返奏报大约需要一个月。果然不出曾、李二人所料，不久就接到朝廷“和议”已成，不必北上勤王的命令。这是李鸿章足智多谋、善于处理复杂问题的典型事例。
但细品起来，李鸿章做人远不如他的才华，甚至可以用不那么磊落来描述，典型的实用主义加马基雅维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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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李元度事件的处理上，表现的才华横溢太过了。李元度跟随曾国藩很久，领兵驻防徽州，遇到太平军李侍贤部进攻时，曾国藩严令李元度坚壁自守，绝不能轻易出战。但李元度没有遵照曾国藩的指令而擅自出城接仗，一触即溃，导致曾国藩的安徽祁门大营的门户徽州失守。
关键的问题是，李元度失利后长期游走于浙赣边境，许久不归。更可恨的是，后虽回祁门，不久又擅离职守，私自离去。曾国藩悔恨难耐，决定上奏朝廷劾之，建议严厉处罚以正军纪。
曾国藩此举本来天经地义，但部下反对。李鸿章更是坚决反对，坚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果决地回答：“我自属稿”。李鸿章竟然要挟：“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曾国藩掷地有声地说：“听君之便”。李鸿章由此与曾国藩红脸离开祁门大营。
为什么说这件事情李鸿章精明过分了?因为，在安徽祁门，条件艰苦，他内心里早就不想呆下去了，可又不能一走了之，否则将为天下人耻笑。
而李元度事件的处理，既表明了他为部下的一时失利免于严惩而不惜与老师翻脸，从而体现了他的侠肝义胆，又为他暂时离开祁门艰苦之地、以后条件变好如果需要还能回到曾国藩身边留下转圜余地。若以别的理由和方式离开曾国藩，就很难再回来了。
这种处理方式简直天衣无缝，这个理由显得很高大上，而且说起来只是看法不同而已，既不是为己，又避免了当时舆论的批评。才华确实高出常人太多，但磊落程度确实不高。
这件事与曾国藩不立即奉君命北上勤王相比，没有可比性，因为曾国藩当时是以关系到天下安危的安庆战局为主要出发点而不是自己的私利。
李鸿章离开祁门后，二人真切体会到对方的重要性，在胡林翼、郭嵩焘(为曾、李二人的共同好友)的“调解”下，师生二人冰释前嫌。正如李鸿章所料，一年后曾国藩邀请李鸿章重新回到了自己身边。这件事情，一方面说明李鸿章的才华，但更表明了曾国藩的胸怀宽广和无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