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降清后隶属镶黄旗汉军,皇太极将他视为入关夺取中原的“引路者”,对其“恩养有加”。据《清史稿》记载:“凡值大祭祀、宴会,必令亲随,赐房屋庄田男女有差,服食无虚日。”但皇太极生前,洪承畴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九日,皇太极突然病逝,年仅6岁的福临继位。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占领北京,崇祯帝上吊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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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尚未传至沈阳,四月四日,大学士范文程根据明军、大顺军、清军三股势力博弈的情形,认为明朝衰朽不堪,“四面受敌”,得出“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的结论,建议清军把握时机,入取中原。四月九日,清军在摄政王多尔衮的率领下大举南伐。
此次出兵,规模空前,满洲、蒙古八旗出动三分之二,汉人八旗倾巢出动,其中就有降清两年但一直没有委任官职的洪承畴。十余万之众的大军向山海关进发,北京被李自成所率大顺军攻克的消息很快被探马报知。对手由不堪一击的明军,变成从未交战的大顺军,本来信心满满的多尔衮顿时疑虑重重,队伍前行的速度因而变得十分缓慢,十三日抵达辽河,四天时间只走了一百多里。
直到驻军辽河,多尔衮才想起随军而行的洪承畴:李自成曾是他手下败将,请他出谋献策,大顺军当不在话下。洪承畴降清两年“悄无声息”,一则明清处于相持和谈之际,难有“抛头露面”之机;二则可能还有一定的心理障碍,毕竟,要从明朝、汉人的角度转向清廷、满族,尚需一定时间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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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效“恩养”的机会终于来临,洪承畴自然不肯放过,他向多尔衮建言:“流寇”有着十多年的作战经验,不可轻敌,不要轻易攻打山海关,应像过去那样绕道长城,突入关内;严明纪律,“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招降纳叛,“有开门归降者,官则加升,军民秋毫无犯”;并在具体战术方面对清军予以“指导”,如何利用精兵出其不意,步兵、骑兵如何配合作战等。就在这时,驻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致信多尔衮,向清军求援。原来,吴三桂本欲投降李自成,率部众进京途中,得知父亲被拘,爱妾陈圆圆被大顺军将领刘宗敏抢夺,他“冲冠一怒为红颜”,重新夺回山海关。李自成亲率大军前往征讨,吴三桂抵挡不住,迫不得已向清军求助。
清朝曾多次招降吴三桂没有成功,此次来信,也非降清,而是请求多尔衮出兵,共同对付大顺军。面对吴三桂的“送货上门”,多尔衮犹疑不决。洪承畴建议清军改变方向,即刻向山海关进发。多尔衮予以采纳,下令清军日夜兼程,迅速赶至山海关。吴三桂曾为洪承畴旧部,在洪的引见下,吴三桂与多尔衮祭天盟誓,两军联手对付李自成。山海关之战以清军完胜、李自成大败告终。洪承畴建议清军不得停留,应抓住时机,加速前进,目标北京。吴三桂受多尔衮胁迫,剃发投降,成为清军的急先锋与大顺军的第一杀手。洪承畴起草告示,沿途广为散发,将清军装扮成救民倒悬的仁义之师,号召明军与清军联手,共同围剿农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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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此蛊惑,清军不仅没有遇到抵抗,反而受到欢迎,长驱直入,很快占领北京。洪承畴前往帝王庙,跪在崇祯皇帝的灵牌前“哭灵”。为了笼络人心,多尔衮下令“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
清军的这些行为,特别是洪承畴的特殊身份,给旧臣遗民造成一种假象,以为清军是来替明朝报仇的,以致南明政权有过联合清军,共同对付农民军,“合师进讨,问罪秦中”的幻想。受此误导,汉人不禁放松了戒备警惕,加速了清军问鼎中原、灭亡明朝的历史进程。
由此可见,洪承畴作为明廷职位最高的降官,只要他一“出手”,就招招厉害,直指汉人及残明“死穴”。就当时的人口而言,满人约一百万,汉人约一亿。满人能一以当百征服汉人,除有利于作战的八旗制度外,实则利用了汉人的力量,以汉制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