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汉廷下诏召集前一年所举贤良、文学六十余人,与汉廷高层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及其下属丞相史、御史在朝堂集会,以“民所疾苦”为主题,就汉武帝以来政治得失及未来走向展开了激烈辩论。这次集会被后人称为“盐铁会议”。大约三十年后的宣帝末期,庐江郡太守丞汝南桓宽整理了会议原始记录,著《盐铁论》一书。
盐铁会议是一场具有复杂政治背景的会议,并且对汉代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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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铁会议背后的权力斗争
武帝去世前,由于太子年幼,遂指定了一个包括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田千秋五人的辅政集团。五人之中,由于金日磾在第二年即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即去世,丞相田千秋又是一个不任事徒充其位的丞相,因此昭帝初年大权就集中在了霍光、桑弘羊、上官桀三人身上。霍光以外戚身份,以大司马大将军统领内朝,被武帝喻为周公辅成王而寄予厚望,是这个集团的中心。但从资历、功劳来讲,十三岁即入宫为侍中,同为辅政大臣的御史大夫桑弘羊却远在其上,尤其是他主持盐铁、均输平准等财经政策立下了大功,绝非霍光能比。经多年的积累,桑弘羊在朝中人脉甚广根基深厚。汉代又有以御史大夫为相的不成文规定,因此桑大有取田千秋而代之之势。他自然不服霍光,因此渐渐成为了霍光的最大政敌。而辅政集团中的上官桀资历也比霍光深,又是当朝皇后的祖父,虽然他与霍光为姻亲,但或许是考虑到桑的强大根基,上官桀逐渐倾向联合桑弘羊对抗霍光。
霍光与桑弘羊的矛盾,除了权力斗争之外,二人政见也不同。霍光主张继续《轮台诏》抚恤民生的精神逐步改革武帝旧政。而桑弘羊则主张继续深化武帝内兴聚敛、严刑峻法,外事四夷的方略,完成武帝未竟的事业。
这就是汉昭帝初年西汉权力中心的政治态势。盐铁会议就是在霍桑明争暗斗,局面纷繁复杂的特殊时期召开的。这次会议之所以能够召开,其实是霍光对桑弘羊在外朝咄咄逼人之势的应对。他作为内朝官员不便出面,于是支持来自基层的儒生贤良、文学,借力打力,通过他们在这次会议上攻击桑弘羊的政治主张达到削弱对手的目的。
儒生集团如何登上政治舞台
除霍光、桑弘羊两方以外,盐铁会议还有第三股政治力量——儒生。
众所周知,汉武帝即位以来有尊儒之举,初有“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后又有罢所举贤良治申、商者及议明堂、改历服色、延文学儒者等举措。这往往给人一种武帝朝儒学已大行其道的感觉,但如果细加考察则发现并非如此。武帝在做了上述尊儒之举后,对外即开始事四夷而大兴征伐,对内则兴聚敛兴利、严刑峻法之治,这三件事情是武帝时代最具“雄才大略”的政治活动。可惜这些活动无一不与儒学学理相悖:儒家在对外关系上信奉的是修文德以来远人的“德化”之说,对内经济上则主张不与民争利的“富民”论,法制上则主张以礼乐教化消除刑罚“道之以德”的观念。所以,儒学实际上已被武帝弃如敝屣了。不信,我们可以看看武帝时用世的几位名儒。
先来看董仲舒。董仲舒虽因上“天人三策”受武帝赏识,被视为武帝朝隆儒的标杆性人物,但其人却仕途坎坷,先后被任命为江都相、胶西王相,却受主父偃、公孙弘等人嫉妒陷害,最终“恐久获罪,病免”,只能“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汉书·董仲舒传》)。在短暂的推崇后,这位以“推明孔氏”著称的一代大儒就被武帝遗忘了。
再来看公孙弘。这个人在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对策时论仁义礼智之效,为丞相后又纵论教化之功,并力主设立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的教育制度。这些都可谓源于纯正的儒家思想,代表了汉代儒家政治最根本的发展方向,历史影响重大。若以他所居的位置,能一贯坚持如此,又能与董仲舒等大儒同心协力,儒家在武帝朝或许可以有大发展。可惜其人其行并非如此。他不仅没有与董齐心,反而肆意陷害,必欲除之而后快。他又是一个精于世故的滑头,在朝堂上“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辩”(《汉书·公孙弘传》)。对此班固总结说:“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儒学很大程度上只是他为官的工具和修饰罢了。他与所谓的“醇儒”之间,距离实在不可以道里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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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朝的另一位名儒儿宽,和公孙弘比较类似,他本来也是比较纯粹的儒生,但在张汤等文法之士手下逐渐用世,更熟悉的是官场规则,而缺乏大儒那种以礼乐教化济天下的高远理想。所以武帝向他请教巡狩封禅之事,他没有“信而好古”的理想,反而认为武帝根据“事宜”自制即可。后来任御史大夫,“以称意任职,故久无有所匡谏于上”(《汉书·儿宽传》)。这种不作为,与“不肯面折庭争”的公孙弘又有何差别?
总的来讲,“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型的儒生成为了武帝朝用世儒生的主流。他们并没有促成儒家学说在政治领域的统领地位。
当然也要看到,武帝初期的尊儒也有其重大影响。《史记·儒林列传》载窦太后去世,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揽文学儒者数百人后“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武帝又在全国广泛设立学校,招收生徒学习儒家经典。这确实进一步造成了儒学在更大范围的复兴,尤其一大批儒生逐渐在各地被培养出来。这些儒生饱读圣人之言,胸怀平治天下之大志,又耳闻目睹武帝各项政治活动长期持续所造成的民生苦难。心中渐渐积累强烈的政治批判意识,一旦机缘巧合,满腔愤怒必将喷涌而发。
不过,武帝在位期间,他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缘,处于激烈政治漩涡中的霍光则给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于是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与桑弘羊发生激烈的冲突,他们对桑坚持的外事征伐、内兴聚敛、严刑峻法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激烈批评,并由此广泛论及武帝朝民生、吏治、社会风俗诸多乱象。而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批评,无一不是基于儒学立场而发,进而提出“夫为君者法三王,为相者法周公,为术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的根本主张。这是武帝朝被边缘化了的儒生集团远承孔孟,近承董仲舒的精神,经过长期积蓄力量重返政治舞台,一改公孙弘、儿宽一辈儒生“缘饰”之法,要求结束武帝多欲政治,彻底实行仁义礼乐教化的儒家政治的重大信号。甚至可以说,西汉后期汉儒直至王莽,颇带理想主义色彩的风格,很大程度上都肇端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