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赵佶是宋神宗第十一子、宋哲宗之弟，宋朝第八位皇帝。哲宗于公元1100年正月病逝时无子，向太后于同月立他为帝。
宋徽宗即位之后启用新法，在位初期颇有明君之气，后经蔡京等大臣的诱导，政治情形一落千丈，后来金军兵临城下，受李纲之言，匆匆禅让给太子赵桓，在位25年，国亡被俘受折磨而死，终年54岁，葬于都城绍兴永佑陵。
他自创一种书法字体被后人称之为“瘦金体”，他热爱画花鸟画自成“院体”。是古代少有的艺术天才与全才。被后世评为“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
大家都知道宋徽宗被称作“昏德公”，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但他却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
二者之间如何统一到一个人身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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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治家的宋徽宗无疑是昏德公，作为艺术家的宋徽宗无疑不是昏德公!在政治与艺术这两个不同领域，昏德公是否有跨界性作为呢?如果有的话，在音乐领域能不能发现什么具体证据呢?
今天，我们请李幼平先生以徽宗所铸大晟钟为例，讲讲“睿智”的昏德公。
在研究大晟钟的过程中，我也确实发现了一些相关的现象——政治上的昏德公，在音乐领域并不那么“昏”，甚至他正是在政治昏德的外表下，展现了高超的艺术睿智，在中国音乐发展过程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大家知道，钟鼎礼器、礼乐制度是中国古代宫廷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周礼》明确记载，周代贵族分为王、诸侯、卿大夫、士四个等级，金石乐县(悬) 分别对应四面宫悬、三面轩悬、两面判悬和一面特悬 ;所用的乐舞人数，所用的鼎、簋礼器，也都有相应的规定。在已经出土发现的大量图像资料中， 无论是祭祀活动还是宫廷宴饮，钟、磬都不可缺少，金石之声是很重要的礼器。
编钟又是宫廷雅乐文化，或者说是宫廷音乐生活的主要物质载体。 金石之声、钟磬乐队所代表的宫廷雅乐，与民间俗乐相对并立、各成体系，作为宫廷正统音乐的标志，是历代统治者始终努力完善、力图复兴的主要内容。正因为这样，宋代作为中国古代最注重雅乐复兴的朝代之一，关于编钟的研究与使用，也就顺理成章而成了宋代政治生活与雅乐复兴的中心话题。
关于宋徽宗的新乐。宋代文献史料中有一句很关键的话，那就是《宋史 · 乐志》开篇所言 :“有宋之乐，自建隆讫崇宁，凡六改作。” 为什么要改，改的基础是什么，所体现的历史特点是什么?制定新乐就是要对宫廷雅乐予以复兴，改革既有雅乐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承认它、让社会使用它。这是一个很有趣、很重要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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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史料有着明确的记载 :宫廷礼乐活动中，演奏雅乐的乐器质量参差不 齐，钟磬琴瑟制度混乱，不仅已经与古制不一样了，而且从客观的音响效果而言， “每合大乐，声韵混杂，而皆失之太高”。
尤其还要注意的是，当时的乐工“率农夫、市贾”，每当宫廷要进行雅乐演奏、举行祭祀活动的时候，就必须到皇宫之外找这些人。此外，官方文献还明确记载，这些从宫廷外找来的乐人不仅自备乐 器，还“教习无成，瞢不知音”。
文献记载的上述现象，展现了宋徽宗大晟新乐改作之时所面临的客观现实 : 皇宫没有完整专职的“中央歌舞团”，但复礼兴乐的宫廷祭祀、礼乐活动却必须有!
这样宫廷乐工不得不由民间艺人兼任。相对封闭而自成体系的传统宫廷雅乐， 不得不由民间艺人参与表演，不得不面对民间俗乐的冲击!
面对雅俗冲突的矛盾，只有两种方法或选择：
一种是反抗——引经据典，加以抵制 ;
另一种则是移花接木，承认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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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选择了后者，而正是这种选择，展现了宋徽宗的“伟大”，体现出了昏德公的睿智。
崇宁三年的时候，一个关键的“故事”出现了:一个名叫魏汉津的道士，“献指律之法”——以皇帝的手指头为依据制定十二律。皇帝的三个手指头加在一起就是九寸，长度九寸的律管吹出的音高就是黄钟——宫廷雅乐的标准音高! 这种声律理论显然是缺乏科学依据的胡闹，可它确实产生了适用于当时宫廷雅乐演奏 的大晟新律的黄钟音高!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应天府出土了六件铭刻有“宋公戌”文字的编钟。成书较早的《考古图》中没有这六件钟， 在《宣和博古图》中就收录了 。于是乎，以当时最新考古成果宋公戌钟为参照，完成了大晟钟的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