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的鲁迅，曾因家庭生活的变故，而饱受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他在为《阿Q正传》俄文译本写的自叙传略中回忆：其祖上本是殷实富足的大家，“但到我13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这“很大的变故”指的就是他的祖父周福清的科场舞弊案。
鲁迅祖父
周福清是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进士，字震生，号介孚，浙江会稽人，曾由散馆改任知县，后又改任内阁中书。
光绪四年(1878年)卓越政绩的两江总督沈葆桢参劾了一批知州、知县职级的官员，其中包括担任浙江杭州府金溪县知县的周福清，评价他“办事颟顸而文理尚优”。“文理尚优”是沈葆桢对周福清进行肯定的一面，“办事颟顸”则是对他否定的一面。什么是颟顸呢?颟顸就是马虎、糊涂。质言之，沈葆桢认为作为知县的周福清是个庸官。但是，庸官毕竟不属于贪官，且周福清还有“文理尚优”的长处，因此，沈葆桢是公正的，只是向皇上建议对周福清“归部改选教职”，也即沈葆桢认为周福清作为知县是个庸官，但既然有“文理尚优”的特长，就还可以担任教育方面的官员。
周福清虽然是个庸官，但显然官瘾不小，他除了担任知县实缺外，还走陕甘地区路径另外捐报了一个同知职衔。知县是七品，同知是五品，相当于了今天的副地厅局级干部。不过，既然沈葆桢考核他为了一名庸官，他的仕途也就难以发展了。光绪五年(1879年)军机处经过考察后，决定对36岁了的周福清“照例以原品休致”，也即保留其七品级别而不实用，把他休到了一边。周福清所报捐的同知衔是白花了钱财，不能得到真正承认，不过，他无法接受不当实职官员的命运，便在光绪四年当年即又捐了个内阁中书职务。该职务仍然是七品，但名义上属于了京官，似乎还是“升”了官。
光绪十九年(1893年)九月，浙江乡试正考官殷如璋(亦作殷汝璋)南下路过苏州，周福清的家丁陶阿顺向殷如璋递交了一封信。结果，陶阿顺当即被殷如璋扣留，将他跟信函一起交给了苏州府收审。苏州府随即又把陶阿顺移送给浙江方面，由浙江巡抚松骏、臬司赵舒翘、藩司(布政使)刘树堂及杭州知府陈璚进行查办。这就有了周福清贿赂浙江主考官一案。该案当即震动军机处，递交到了光绪皇帝案头，并由江西道监察御史褚成博共同参加审理。十一月，光绪皇帝下令将周福清革职并予以抓捕。
鲁迅画像
不过，周福清并不是被抓到的，而是自首的。原来，周福清有个儿子叫周用吉，也就是周氏三兄弟的父亲，他要参加该年举人科考(乡试)。周福清到上海打探消息，知道正考官是殷如璋，当时一定是大喜，便乘船到了殷如璋南下必经的苏州，让家丁陶阿顺去投名帖和信函。据民国房兆楹、杜联喆合编《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记载，殷如璋系江苏扬州府甘泉县人，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二甲第17名进士，周福清是三甲第15名进士，彼此属于同科。周福清竟以为同科友谊可以帮他舞弊，就在信函中列了“小儿”周用吉等人名单，写了一张洋银一万元支票。不想，殷如璋并不愿意受贿舞弊，当即就把上门递送的家丁陶阿顺抓起来交给了苏州府。躲在上海租界的周福清自首，实际也是无奈，一是光绪皇帝的抓捕命令吓住了他，二是这时候儿子周用吉已经被浙江巡抚松骏抓捕到案，做父亲的不自首宝贝儿子就要彻底完蛋了。
虽然周福清属于行贿犯罪未遂，但所犯罪行性质依然属于应当处以死刑，考虑到军机处“减等”意见，就给个面子，将周福清从斩立决改为斩监候，也即给予缓期执行，到次年秋后再砍他脑袋。
不过，由于这样一缓刑，周福清的脑袋就保住了，他的案件由此被搁置起来，到光绪二十一年还处于斩监候状态，而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时，周福清竟然被“开释”，即释放了。这个结果，可以说比最初军机处主张的“杖一百，流三千里”轻得多，因为“杖一百，流三千里”虽然不是死刑，但也基本是失去了活着还乡的机会，而周福清现在等于只是在监狱蹲了6年多有期徒刑的牢而已。
正是这场科场舞弊案，周家因此衰落，才有了百草园和三味书屋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