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从古至今，车都是一种代步工具，但是它更是一种权利的象征。车的好坏和优劣都有明确的等级之分，权力越大的人，坐的车就越好，而级别越大的官，坐的车也就更高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公车腐败”也应运而生。
公元前521年，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去世，享年40岁，孔子悲痛欲绝。因在孔门众多弟子中，颜回是被孔子称赞最多的一个，孔子不仅赞其“好学”，而且还以“仁人”相许。
追悼会现场，孔子还没从悲伤回过神来，颜回的父亲就提出了一个要求：“请先生节哀顺变，为表达您的哀思，能否用您的车子改制成棺材来安葬颜回呢？”孔子一听就止住悲伤回到现实：“不乘车，我怎么同大夫交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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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杜撰，而是确有其事。因为从先秦起，诸侯公卿都以乘坐马车为体现身份的一种标志。在中国古代，官员的代步工具，最早为牛拉的车，后为马拉的车，再后来，才改为人抬的轿，直到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上台，不坐轿而坐车，那时的汽车两旁有踏板，各站两名挎盒子炮的保镖，更是招摇过市，威风不已。车的优劣和权的大小成正比，车越好者，权越大，车一般者，权一般，无车可坐者，自然也就无权了，只好垂手站在马路边，吃那汽车疾驶卷起来的灰土扬尘，和超标的尾气。
从古至今，座驾这东西，虽只不过是官员的代步工具，但更是地位的一种象征，只要头戴乌纱以后，就没法排除对于座驾的关注情结。连孔圣人都无法逃脱公车情结，其他屁官更是如此。
尽管官员允许有公务车，但为了限制官员超标准、公车私用等公车腐败，历代王朝都会通过发布《舆服志》（舆，即车，即辇、轿、座驾），对官员公务车配备予以规定。即什么级别的官，享受什么等级的座驾，都规定得详详细细。
西汉景帝中元六年颁布了中国历史最早、也最成型的官车使用规定：一、不同官员驾车马匹数量有差，马匹越多官爵越高；二、公车的装饰体现等级差别，一是，即车厢两旁用以遮蔽尘土的屏障，官品六百石以上至千石的可以将左边漆成红色，两千石以上的可以将两边都漆成红色；二是车辆上避雨遮阳的车盖。平民乘车只许用青布盖，官吏两百石以下用白布盖，三百石以上用皂布盖，千石以上方可用皂缯覆盖。于是车盖连同冠服合称“冠盖”，也成了仕宦的代称。我们所说的“冠盖云集”，与现在众多官员开会将车子停在一块的感觉差不多。
尽管各王朝有明确规定、但历史上各种公车腐败却时常上演。
卫懿公当国，政治腐败，连他的宠物也乘上了高级官员乖坐的轩车，群众大为不满。所以当狄人攻卫时，大家一哄而散，说让您的宠物去打仗吧。可见乘车要讲身份要讲等级的观念在当时已深人人心了。
南北朝时期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很多君主和百姓非常推崇“魏晋风度”，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追求个性化。于是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官车使用种类最为繁多的时期。比如宋文帝喜欢乘坐用羊拉的官车，羊力气小，体格羸弱，无法与骏马和壮牛相比，但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有品位；南北朝宋的右光禄大夫颜延之，经常选一些老牛和病牛拉着一些笨拙而奇形怪状的车游荡于街市之间，以显示自己的卓尔不群；南北朝宋的大将军沈庆之，每逢赶上朝贺，经常乘坐一种叫“猪鼻无帷车”的怪车，这些都在当时被认为是潇洒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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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奸臣传》中，那个与严嵩勾结，总理全国盐政，发了大财的都御史鄢懋卿，“性奢侈，至以文锦被厕床，白金饰溺器。岁时馈遗严氏及诸权贵，不可胜记。其按部，常与妻偕行，制五彩舆，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倾骇。”按说，照祖宗规定，超过四人抬轿者，就要受纠劾，可这个严嵩的死党，不但抬轿者超过指标六倍，而且还残忍地使用了女性，这种荒唐的行径，在他没有完蛋之前，谁又能奈他何？
张居正，万历的首辅，回家奔丧，所坐过的堪称世界之最的大轿子，对这种政策之规定，也是莫大的讽刺。
张居正这次返乡之行，那真是壮观得不得了：元辅的坐轿要三十二个轿夫扛抬，内分卧室及客室，还有小僮两名在内侍候。随从的侍卫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队鸟铳手，乃是总兵戚继光所派，而鸟铳在当日尚属时髦的火器。张居正的这顶轿子，可想而知，一有里外套间，二有随侍人员，三有厨房厕所，估计应该比现在十七座的考斯特还要大，因此必须动用三十二个轿夫来抬，这恐怕不仅是中国，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大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