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50年前，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被视为近代中国的国耻，也是国人至今无法忘却的悲惨记忆。150周年过去了，沧海桑田，斗转星移，中国又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央。拂去厚厚的历史尘埃，许多有识之士对那场劫难多了一些认识和反思，渐渐还原了历史的真面目。事实上，当时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国，对列强兵临城下、磨刀霍霍的贼心浑然不觉，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缺乏应有的认识，依然摆出一副无知和傲慢的姿态，终于为列强报复中国制造了借口。
火烧圆明园是1856年10月至1860年10月延续4年的英法联军之役的巅峰和终点。战火是1856年10月在广州点燃的。
1856年10月23日，英、法、美、俄四国进攻广州，1857年12月29日英法联军攻陷并占领广州，整整历时一年零两个月。因未与清政府就谈判事项达成协议，英法两国决议采取武力迫使清政府屈服。1858年4月英法联军北上，5月26日占领天津。清政府代表被迫同意在天津谈判。英国侵略者提出“北京驻使、内地旅行、长江通商”三项要求，清政府最终屈服。1858年6月，清政府分别与俄、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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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使驻京之争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退出大沽口，英法美三国于1858年7月中旬抵沪，等待修改税则以及补充通商章程。7月14日，咸丰帝任命桂良、华沙纳等为钦差向英法等国就《天津条约》提出交涉，准备修改公使驻京的条款。但是桂良等钦差大臣不敢向英法等国提出修改公使驻京的要求。《天津条约》只是咸丰皇帝迫于压力暂时答应，并不准备履约。其中的焦点就是决不能让外国公使驻扎北京，以免外国公使在皇帝面前不愿三跪九叩。根据《天津条约》，“北京驻使、内地旅行、长江通商，”也就是互设使领馆，外国人可以到中国内地旅游，以及和中国通商。按照现在的认识，这些在国与国的关系中是十分正常的，应该通过双边协商谈判来加以解决。但这些要求在清政府那里遇到了巨大的阻力。
解释这一原因，需要从中国传统的“天下一统”观念谈起。按照这一观念，中国是世界的中心，皇帝为天下共主，所有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所有人见到皇帝都必须磕头表示臣服。中国传统外交主题就是让夷狄们前来磕头，并由此建立了一套“朝贡体系”的完整外交模式，也可以更形象地称之为“磕头外交”。英法等国对这种观念并不认同，以英法为首的各国驻华使节拒绝磕头，对皇上不行跪拜之礼，使“天下一统”的观念破产。除此之外，公使长驻北京，又被看作是类同古代的“监国”，按照满清政府当时的理解，驻京外国公使可以在京城里任意收税，干涉政令，折迁民居衙署，建立高楼，部署各类武器，总之是如同太上皇似的为所欲为。中国沦为外夷监守，自然万不可行。
1859年初，新任英法驻华公使普鲁斯和布尔布隆奉命进京换约，以便对清政府施加压力。清政府接到他们坚持北上换约的报告后，命令直隶总督恒福照会普鲁斯和布尔布隆，指定他们在北塘登岸，经天津去北京，并且随行人员不得超过20人，不得携带武器。但是英法驻华公使拒绝接受清政府从北塘登岸的建议，坚持从大沽口进京换约。清政府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于是，经过皇帝、怡亲王和僧格林沁王爷多次密谋，1859年6月25日，一场本该是仪式性的换约演变为血腥的冲突：僧格林沁带兵在大沽口击沉英法炮艇3艘，重创3艘，击毙、击伤英法联军484人。
大沽口受挫后，英法两国政府随即增派援兵来华，进一步扩大战火。1860年8月1日，英法联军的舰船200余艘，载着陆军1.7万人开始在北塘登陆，8月10日登陆完毕后，摧枯拉朽，于8月21、23日分别占领大沽口和天津。9月8日，英法联军由天津向北京开进。他们的价码提高了：赔款增加一倍；加开天津为通商口岸。
亲递国书之争
接着，英法联军向通州进发、直逼北京，9月14日英法联军和清政府的谈判在北京通州进行，清政府派怡亲王载垣等到通州与英法代表团谈判。经过反复辩论，载垣等接受了英法代表团所提的条件，与巴夏礼达成了停战签约的协议，并就此认为矛盾已经解决。
不料在9月17日，巴夏礼又提出了英国使臣向清帝亲递国书的要求。载垣等认为“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9月12日的会晤中并无此说法，且先前英俄两国也未开此先例，严厉拒绝了英法此举。但巴夏礼则认为，亲递国书乃国际惯例，没有必要列入谈判内容。双方坚持己见，相持不决。于是，载垣等一面向咸丰皇帝报告，一面通知僧格林沁率兵在张家湾将巴夏礼一行人擒拿羁留。拒绝公使驻京，是皇帝维护其磕头外交的第一道防线。当第一道防线被英法联军强大火力突破之后，皇帝又在“亲递国书”条文上设置了第二道防线，即使西方公使驻京，但不“亲递国书”，皇帝也不用与他们照面。在北京通州谈判的最后关头，英方在照会中坚持要向皇帝亲递国书，突破了皇帝的第二道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