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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一生复杂多变，他平定朝鲜“壬午兵变”，小站练兵，从一个落第的秀才变成中华民国的总统，表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同样，他出尔反尔，四处投机，野心勃勃，不择手段，也表现出日益膨胀的政治野心。因此，无论是他宣布效忠君主立宪，抑或后来赞同民主共和，其实都是一种欺骗清廷或革命派的政治投机，其目的不过是增加自己的政治筹码。而他内心向往的，一直都是独揽大权的专制统治。所以，对于袁世凯来说，国家是什么政体并不是最重要的，自己掌控大权才是关键。可以说，正是有了袁世凯一意孤行的帝王思想，才为杨度的君宪救国论提供了实际操作的平台。
民国之初，中国虽然开始迈向共和，专制思想却难以彻底肃清。在这样一个转折与巨变的年代里，甚至连革命者本身对民主共和的理解也并不成熟。清帝退位的第二天，孙中山就实现承诺，辞职并推举袁世凯为总统。对于新旧交替的时代宠儿袁世凯来说，更是无法摆脱历史的局限。他曾经有成为一代伟人的最好机会，结果却落了个千古骂名。推翻帝制又妄图称帝，清室怨他，革命党恨他。
而在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又有张勋复辟，在此期间军阀混战，民主共和制度长期有名无实。由此可见，帝王思想不仅害了袁世凯，也严重滞缓了民国迈向共和之路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