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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齐王李祐刚刚伏诛，这一年四月便又爆发了太子李承乾的谋反案。太子事败后，又牵扯出了四子魏王李泰的夺嫡阴谋。悲愤莫名的李世民在公开颁布的诏书中称：“朕闻生育品物，莫大乎天地;爱敬罔极，莫重乎君亲。……(魏王泰)以承乾虽居长嫡、久缠疴恙(承乾患有足疾)，潜有代宗之望(夺嫡企图)，靡思孝义之则。朕志存公道，义在无偏，……两从废黜。非惟作则四海，亦乃贻范百代。”随后又对侍臣说：“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此后，李承乾被废为庶人，流放黔州;魏王李泰被贬为顺阳王，徙至均州。
当这种同根相煎、骨肉相残的惨剧差一点在李世民的面前重演时，历史惊人的相似性肯定会让他受到极大的震撼。从某种意义上说，担心被李泰所图、所以“特与朝臣谋自安之道”的李承乾就是昔日的李建成;而“潜有夺嫡之意”的魏王李泰则无异于当年的秦王李世民。
因此，此时的唐太宗才会痛定思痛地对后世的李唐皇族发出这样的警告——不要以为“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其潜台词是：人人心中都必须存一个“爱敬君亲”的“孝义之则”，任何人也不要企图把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发生的事情当成一个效法的榜样!而且李世民还一再强调，从今往后不管是“太子失道”，还是藩王觊觎储君之位，一概要被贬黜;并希望以李承乾和李泰为前车之鉴，从而“贻范百代”，“传诸子孙，永为后法”!
然而，唐太宗李世民郑重要求后代子孙所遵循的规范和法则，其实正是当年被他自己彻底颠覆的东西。
虽说时移世易，角色的不同导致了行为和价值观的差异，但是李世民在处理李承乾和李泰一案时，心中肯定横亘着武德九年遗留下的道德阴影。对儿子们的谴责越是严厉而痛切，对“爱敬君亲”的“孝义之则”越是推崇和强调，就越发表明李世民一生中从来没有真正摆脱玄武门事件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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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贞观的时候，就会发现在李世民缔造这份赫赫功业的过程中，很可能一直有某种难与人言的潜在力量在参与和推动。
这样的力量是什么呢?
也许，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一种“内在的自我救赎”。
当年夺嫡继位的手段越不光明，李世民为世人缔造一个朗朗乾坤的决心就越大;玄武门事变对李世民造成的隐痛越深，他开创贞观的动力也就越强;弑兄、杀弟、逼父、屠侄的负罪感越是沉重，他从造福社稷苍生的事功中寻求道德解脱的渴望就越加强烈!
从这个意义上说，贞观伟业又何尝不是一面巨大的“招魂幡”呢?
无论盛世贞观在后人的心目中获享怎样的景仰和尊崇，也无论它在历史上是一个多么光辉而伟大的政治典范，但是在李世民心中某个尘封的角落，它却可以是一种自我救赎的产物，也可以是一面招魂的旗幡。
换句话说，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失落在玄武门的东西，李世民将不得不用尽一生的岁月去寻找;对于父兄和弟侄在道德与亲情上的巨大亏欠，李世民也不得不用尽一生的努力去偿还。而这样的努力，也就构成了开创盛世的种种动因之中，那最不为人所知却又最不可或缺的一种。当然，这种努力对李世民本人来讲很可能是不自觉的、是极为隐晦而难以自知的。但毋庸置疑的是，这种“灵魂的自我救赎”的确具有非凡的意义——就像是一种无上的信仰之于一个虔诚的信徒一样，它造就了李世民登基御极后的种种自律、宽宏和坚忍。唯其如此，它才能推动李世民从“个体的小我”走向“历史的大我”，从阴暗而血腥的玄武门，走向华丽而光明的贞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