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你也别忘了，他们都是之前各国老领导提拔的，对老领导还念一份旧情。短时间内，你无法消除他们对前任领导和企业文化的认同感。秦朝空降到六国的领导(郡县的官员)们，觉得郡县制度在秦国的试点已经证明比六国的制度优越。上来就嘁哩喀嚓地一顿大刀阔斧地改革，将秦国的那套“轻罪重罚”、“连坐法”、全民劳役的制度搬来，谁不服就严刑峻法伺候。
秦人可能忘记了当年商鞅在秦国搞变法时，引发的社会震荡。也有可能，他们自信秦国能够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震慑住六国的人。但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时间的力量，一台机器不可能永远保持高效地运转，大秦帝国的国力操不了整个国家这个大盘时，六国对制度不满的力量就会涌现出来。
可不，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的反秦大旗刚一树起，六国各地就马上掀起了燎原之火，各国的王室又都被拥立起来。
虽然项羽拥立的楚怀王熊心以及各国的王，都是各路豪强用来招揽人马的工具。但是，故国的王室能够成为反秦的旗帜聚集反抗的人民，更是说明在大秦帝国的统治下，大家的日子过得远远不如战国时代好，要不谁会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去造反呢?
秦始皇并没有意识到，在秦帝国缔造的这个刚性集权链条中，官僚体系是以利益为衔接的节点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并不稳固。一旦权力的源头断裂，帝国的大厦也就随之崩塌了。
秦帝国政府任命官吏有严格的籍贯限制，郡县主要长官一律不用本地人，由朝廷从他处直接任命，郡县属下的官吏皆用本地人，由郡县长官在当地举荐考选任用，在外来客籍官僚和本地土籍役吏之间实行严格的分断。帝国官制之制定用心深远，役吏用本地人，地方政权的末端直接植根于本土，有利于政令下达，民情上闻;长官不用本地人，以中央任命的方式出守地方，便于中央政府控制地方，也有利于防止地方势力和地方长官沆瀣一气，共同欺瞒中央。
这套制度在和平时期很好用，但是动乱时期，如果本地的郡县属下的官吏串通一气，郡守县令就成为了孤家寡人。刘邦沛县起义，就是得益于萧何、曹参等人在沛县内部的呼应。
这也是为何，陈胜在大泽乡起义时，本来就是帝国局部的一个小型暴乱，星星之火，却没有人给扑灭，生成燎原之势的原因。
秦以法家治国，用冷冰冰的严刑峻法去统治六国遗民，与管理俘虏无异，难以让人产生情感认同。被管理的对象是人，可不是动物，人表面上可以服从你，内心里却时刻保持着抗拒，总有一天，在你暴露弱点的时候，给你致命一击。
秦朝的这种“法”治，是依靠秦始皇的威严以及强大的武力才得以实现的，“法”治的边际成本是巨大的。在这一套压榨性的制度下，国家像冰冷的机器一样运转，社会失去了创新的激励，经济也很难长久地发展。
就这样，秦朝统治者觉得压榨民力天经地义，大手一挥，指挥密布全国的官僚机器，操纵四方臣民的一举一动，民众疲惫不堪。当庶民开始想方设法逃避官吏驱赶，进而用暴力反抗政府的执法刑戮时，帝国紧绷的那根弓弦就出现裂隙了。
一个国家保持长期稳定，应该具备两个重要因素：
建立和维护一套稳定的政治秩序拥有一套根植于社会的普世道德秩序稳定的政治秩序，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国家行政系统获得组织能力和组织效率的前提;而普世的道德秩序，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最有效手段。
秦朝的郡县制度效率是高，但普及到全国后，庞大的官僚系统还得需要时间去稳固。秦朝的统治者在政治没有稳固时不采取包容的政策聚集人心，反而以严刑峻法逼迫六国遗民输血，这在我们这些后世诸葛亮看来，都是些昏招儿。
秦朝的后世继任者，显然看到了秦朝的前车之鉴，引用儒家的经典为自己的“法治”披上一层道德的外衣。但可悲的是，权力就像魔戒一样，一旦拥有新的主人，就会驱使他堕落。原本是暴政的反对派，在推翻暴政之后，往往也变成了暴君，也终将难逃被权力吞噬的命运。
制度一旦形成，就会具有惯性。榨取性的制度会不断自我复制和强化，经济可能会有一定的发展，但是却因为缺少激励和稳定的环境，而无法长久的持续。
从秦朝到清朝的两千多年，封建王朝就是在这一套制度中循环往复，中国近代无法演化出西方分权的制度，或许，从秦始皇建立大秦帝国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