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高丽私通使启民所，启民推诚奉国，不敢隐境外之交。是日，将高丽使人见。敕令牛弘宣旨谓之曰：‘朕以其启民诚心奉国，故亲至其所。明年当王涿郡。尔还日，语高丽王知，宜早来朝，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同于启民。如或不朝，必将启民巡行彼土。’使人甚惧。
这段对高句丽使者的威胁，在《隋书·炀帝纪》中也有记载，措辞更加严厉，而这次与突厥的“盛会”，在《资治通鉴》中还有一段更神奇的记载，那就是启民可汗亲自为隋炀帝的御驾拔草修路，所谓：
于是发榆林北境，至其牙，东达于蓟，长三千里，广百步，举国就役，开为御道。
突厥可汗可谓恭顺至极，同时，不露声色地将高句丽人推到了隋炀帝的面前，见《隋书·裴矩传》：
(裴矩)从帝巡于塞北，幸启民(东突厥可汗)帐。时高丽遣使先通于突厥，启民不敢隐，引之见帝。矩因奏状曰：‘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汉世分为三郡，晋氏亦统辽东。今乃不臣，别为外域，故先帝(隋文帝)疾焉，欲征之久矣。但以杨谅(杨坚五子)不肖师出无功。当陛下之时，安得不事，使此冠带之境，仍为蛮貊之乡乎?今其使者朝于启民，合国从化，必惧皇灵之远畅，虑后伏之先亡。胁令入朝，当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请面诏其使，放还本国，遣语其王，令速朝觐。不然着，当率突厥，即日来诛之。’帝纳焉。高元不用命，始建征辽之策。
结合上下文可知，高句丽使者实则是“朝于突厥”的，并且是突厥启民可汗亲自暴露、引荐给隋炀帝的，而之前亲自拔佩刀为隋帝拔草的行为，更是将隋炀帝的注意力引向了东北方向，所以，无论是裴矩的建议，还是之后隋炀帝的圣旨，都提到了一点：
当率突厥。
问题是，日后隋炀帝对高句丽的三次成行的大征伐，除了各属国的使者，有东突厥汗国派出的大军吗?
事实是没有的。
也就是说，隋炀帝君臣完全乐观估计了突厥的“恭顺”，以至于在“面子战争”中纠缠了好几年，而这出戏，本就是演给始作俑者看的，是表演，也是威慑，只是“演砸了”，反倒刺激了对方的野心。
所以，当隋炀帝在大业十一年被突厥始毕可汗围困在雁门郡之后，整个北方的政治格局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突厥这个庞大势力的介入，彻底抵消了围绕隋炀帝本人的正统朝廷和禁军的威慑力。
原本隋帝国的中央禁军是整个东北亚地区最强大的武力，隋炀帝也是天下各国的“共主”，任何反叛者都要顾虑和这样的敌人对抗的最终结局和力量对比，在大业十一年之后，所有有志于“反隋”的野心家们，都有了另一条更强健有力的大腿可选，那就是——东突厥汗国。
在了解了上述背景之后，再来看隋炀帝的退避江都，如果我们抛弃《隋书》不辨真伪的表述，而考量现实的历史背景，就会发现，他的政治选择并不像我们想当然的那样“愚蠢”和“懦弱”。
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隋炀帝非常清楚自己被包围对于帝国威信的伤害有多大，那相当于承认自己已经丧失了“武力优势”，如果再发生一次，等到解围时，可能隋帝国就已经不复存在，各地的隋官，早就自谋出路去了。
所以，他延续了隋文帝时代的战略布局，用他认为最可信赖的成员，亲孙子代王、越王分别镇守长安、洛阳，亲表兄李渊镇守太原，形成镇守根本之地的“铁三角”。
而他自己，则带领禁军主力镇守江都，一方面，避开再次被突厥围困孤城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监视蠢蠢欲动的江南，同时，坐观关东地方的“自相残杀”。
之所以这样解释，绝不是因为对隋炀帝有什么偏爱，而是他在江都，根本不是整日享乐无所作为，反而一直尽力维持着运河交通线的畅通和流域地区的平叛，比如陈棱统带宿卫兵攻李子通、左才相和杜伏威，杨义臣、杨善会打败高士达、张金称和格谦，王世充斩杀卢明月。
不过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大业十二年之前，反叛者仍以地方的土豪、贼帅为主，也在隋炀帝派出的十二道讨捕使者面前纷纷战败，但是进入了大业十三年(也称义宁元年)，反叛者开始向隋官蔓延。
比如在涿郡的虎贲郎将罗艺，马邑郡的鹰扬府校尉刘武周，朔方郡的鹰扬郎将梁师都，左翊卫郭子和占据榆林郡，金城府校尉薛举也攻占了金城郡，围攻洛阳的李密也势力大炽，开始有隋官太守投降。
直白地说，就是隋炀帝的讨捕群盗的战略确实得到了实施，但是也正因为遍地烽火，使得“吏治组织”中的低级管理者，有了“借鸡生蛋”的机会，比如薛举，就是在本地隋官募兵数千人授甲时突然发难，完成了“第一桶金”的积累。
而罗艺，更是在讨捕群盗的过程中，不断出战，在基层官兵中积累了威望，才能够通过突袭，窃取涿郡的兵力和物资。
至于李渊就更不用说了，以太原留守的身份，招募兵马，对抗突厥和山西的群盗，都让他有足够的理由完成军队的组织化。
到了这个时候，隋王朝的棺材板才算完全钉上，因为本已经失衡的天平另一端，曾经最信赖的成员也开始了反叛。
“吏治组织”中低级管理者的倒戈，其实就是政权触角瓦解的开端，而这种瓦解的趋势，对于关陇贵族而言，是洞若观火的，所以，李渊的反叛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等到起兵反叛，已经是出手“摘桃子”的是时刻，隋文帝所建构的帝国体系就彻底瓦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