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为何困死江都也不回中原地区呢，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确认一个最重要的前提——隋文帝在统一天下之后，对于关中之外地区的制度化掠夺，建构的是一个空前的“国富民穷”，甚至是“中富外穷”的“盛世”。
事实上，早在隋文帝时代，隋就已经在构建以都城为中心，以国家级粮仓、行宫为据点的点、线防御体系，关东百姓缴纳赋税要自行转输至关中、河东的粮仓，以至于运输者千里不绝。
且不论这过程中的民力损耗和巨大的成本，只说这个制度设置的目的，其实就充满了防备心理。
这种防备针对的就是民间，大量的物资被集中在朝廷手中，哪怕反叛者占据州郡，实际上得到的只是“治民的负担”和一个个“空壳”，没有物资的积蓄，就不可能完成“乱民”到“乱军”的组织跨越，最终被好整以暇的关中府兵所剿灭。
所以，本质上，隋文帝给自己子孙预留的天下，就是一个“满目皆敌”的天下，是一个哪怕天下皆反，只要控扼北周故地，甚至更直接点，控制长安、太原重镇，就能坐观成败的“后发制人”的布局。
正是这个布局，让杨玄感、李密、宇文化及先后饮恨。
国富民穷，不缺反叛者的地方缺少物资，不缺物资的地方缺少反叛者，所以，杨玄感、李密都能够在举旗之后快速的聚众，因为关东地区实在不缺少潜在的“反贼”，这些人“苦隋久矣”，哪怕给口饭吃，就会跟着造反。
但是，当这些“反贼”成了规模，达到了数十万、百万之众时，问题就会显现，当李密围攻洛阳时，他也只能占一个粮仓，不“缺食”却“少衣”。
而掌握了隋炀帝禁军的宇文化及在西归时，则更干脆，“乏食”，所以才北上黎阳仓，要知道，这可是跟随着隋炀帝据守江都宫的精锐，哪怕是这个隋炀帝即位后极力打造的统治枢纽，仍旧不足以供养这支大军。
在这个制度背景下，“关中本位”也好，“关陇集团”也好，都不足以解释隋朝速亡的症结，因为在整个制度设计之中，这部分人根本不重要，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隋炀帝征高句丽的军事行动本身哪怕有重臣反对，有卫士逃役都无所谓，所有的缺口，都可以从关东、江南的文学之士和寒门武勋中填补，毕竟，隋炀帝的皇权不是关陇贵族们送的，而是他们父子两代在战场上拼杀出来的。
问题是，这个原本“两头沉”的天平，在大业十一年，先失去了一边。
大业十一年八月初八，北上巡塞的隋炀帝统帅着数以十万计的精锐禁军和妃嫔、大臣，被数十万突厥骑兵突袭，幸而得到了义成公主的事先示警，御驾于八月十二日转入了雁门郡城，据城死守。
突厥大军迅速进入雁门郡，八月十三日即包围了御驾所在的郡城，之后，攻克了全郡四十一个县中的三十九座，只剩下隋炀帝所在的雁门郡城和齐王杨暕率领后军进驻的崞县在苦苦支撑，其中，隋炀帝所在的雁门郡城有军民十五万人，粮食却只够吃二十天，突厥攻城非常激烈，箭羽甚至射到了隋炀帝面前。
八月二十四日，隋炀帝诏令天下郡县勤王，一直到九月十五日，突厥始毕可汗才解围离去。
可以说，自此之后，隋朝中央禁军的“武力优势”威慑在一夜之间，不复存在。
因为所有接到过“勤王诏令”的人都会知道，隋朝的皇帝率领着十万禁军被突厥包围，连突围的能力都没有，整个东北亚最强的武力集团，又回归到东突厥汗国去了。
要知道，突厥汗国对于曾经的北周、北齐和初生的隋朝而言，曾经是无法抹去的恐怖记忆，曾经的北周王朝甚至要迎娶突厥公主作正宫皇后，这种“和亲”，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其间关系的不平等，或许可以与元朝向高丽王下嫁公主相提并论。
直白地说，曾经的北周王朝，根本就是突厥的臣仆。
而隋代周之后，统一的突厥汗国仍旧是控弦百万、东西万里的庞然大物，直到长孙晟北上离间突厥内部，分裂为东、西突厥，隋朝又打又拉，才让元气大伤的东突厥汗国臣服，称隋文帝为“圣人可汗”。
在隋炀帝即位之后，立刻发动百万之众整修北方的长城，同时挖掘长堑，以做防御突厥的准备，这些举措，在《资治通鉴》中有详细的记载，而他所作的这些工作，都是在突厥仍在启民可汗这个时时对隋王朝保持恭顺的“臣属”控制之下所进行的。
换句话说，在突厥仍像隋文帝时代一样向隋炀帝称臣的和平时期，隋炀帝已经意识到了突厥经历了几十年休养生息的威胁，却又不能像他父亲的时代一样，通过挑拨离间，促成突厥内部的分裂和瓦解，属于顾着面子就没法顾里子的窘境。
隋炀帝即位时的东突厥，已经缓过劲儿来了，更重要的是，突厥人已经摸准了隋炀帝的脉搏，或者说“中式帝王”的脉搏，所以，在大业三年，隋炀帝大肆铺张地北巡榆林时，启民可汗为“圣人可汗”引荐了一群特殊的“客人”，见《隋书·突厥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