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这个阶段，哪怕是隋炀帝有心率领宿卫禁军西归，其结果也不会比宇文化及的命运好多少，因为这一路上不但有李密这样的叛军在黎阳、洛口等仓城要点的疯狂阻击，还要面临着郡县统治瓦解之后，整个大军无从供应的困局。
要么，就一路饿着肚子打过去，要么，就被愈演愈烈的反叛者困死在某一个城池之中，这正是隋炀帝的宿命，而这个宿命，或许在大业三年，启民可汗为他引荐高句丽使者时，就已经注定了。
虽然启民可汗早在大业五年就已经死去，可他的这一招祸水东引，却真真切切地报了东、西突厥分裂的一箭之仇，动荡的隋帝国重新陷入分裂之后，也产生了一群“儿可汗”，比如刘武周被封为“定杨可汗”，梁师都被封为“解事天子”，郭子和则被封为“屋利设”。
就算是李渊， 起兵后打的旗子，也已经昭示着向突厥臣服的事实。
唐人赵蕤《长短经》卷四《霸图》中记录：
秋七月，唐公将西图长安，仗白旗，誓众于太原之野。
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
宜兼以绛杂半续之。
《资治通鉴》卷184的记载是：
(裴)寂等乃请尊天子为太上皇，立代王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县;改易旗帜，杂用绛白，以示突厥。(李)渊曰：此可谓掩耳盗钟，然逼于时事，不得不尔。乃许之，遣使以此议告突厥。
隋朝尚红，突厥尚白，所以，打“白旗”实际上是昭示对突厥的臣服，而杂用“绛白”，正是李渊所说的掩耳盗钟，就是假模假式地向天下表明，我还是隋朝的臣子，而不纯是突厥的“臣属”。
要知道，李渊是隋炀帝的亲表兄，也是“八柱国”家，关陇集团中的顶级贵族，在北方反叛时，仍旧要打突厥的旗子，试问，已经被突厥包围过一次的隋炀帝为什么不回归北方，究竟在顾虑什么，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