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核电技术能力距世界一流水平尚有差距：
一是现有技术能力不足。近年国内部分核电站建设中，因技术不成熟、自主技术能力匮乏而出现施工拖期、大幅超预算等被动局面；在国际市场上，即使有国家层面的强力推广，仍没有获得足够的认可，核电市场大而自有技术不足，施工规模大而话语权不高。
二是技术提升空间有限，中国核电机组数量即将世界第二，如按一些业内人士呼吁的“十四五”开始每年上马6～8台，则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而中国与美国国土面积相当，在数量上超越美国之前，在技术上能够达到同样的世界一流水平吗？留给中国核电提升技术能力的空间其实已经很小。
三是盲目追求大干快上，核电机组建设周期5～6年，“每年上马6～8台”的呼吁，会导致最顶峰的时候将出现“40台机组同时在建”的局面。而目前世界上仅美、法、中、日核电机组总数超过40台。每年40台机组同时在建，显然一未考虑国土安全、密度控制的天花板，二未考虑中国能源及电力需求峰值临近的空间，三未考虑长期持续提升核电技术的预留空间，甚至未考虑自身技术能力、安全能力不足的现状。
在尚未真正拥有国际一流技术能力的情况下，凭什么就胆敢喊出“每年上马6～8台”呢？
而为了在有限的发展空间以内，实现中国核电技术的快速提升与持续发展，必须汲取美国、苏联、日本、法国等核电技术大国发展进程大起大落，人力、财务、技术发展缺乏持续性支撑的教训，从“十四五”开始必须严格控制中国核电的增速。
一是从国家层面，明确“积极发展核电技术”，加强技术督导，强化安全监管，推动不同路线的技术积累，不急于通过量产摊销成本，严格控制发展节奏，小步不断，为长期持续发展预留足够的空间。
二是从行业层面，积极研究探索可持续的体制机制，包括如何长期保护站址资源、维持项目平台、保持专业队伍、获得财务支撑、扩大国际合作等方面，对现有核电产业体制、产业政策进行梳理与优化。
三是从企业层面，国内项目立足示范、精耕细作，一步一个台阶，同时将战略眼光瞄准国际市场。中国核电是目前全球最重要的工程力量之一，并拥有最大规模的实践与进化平台，只要真正把精力与资源放在技术问题上，何愁没有发展空间？俄罗斯现有核电机组35台、日本42台就已成重要的核电技术国家，如果中国核电机组62台的积累都不能形成世界一流的竞争力，何谈大国重器？
谨防核电产业过度商业化
产业体制决定企业行为。在技术能力尚有不足阶段即盲目追求大干快上的重要原因，在于目前中国核电产业制度的过度商业化趋势，由此也孕育着安全风险。
中国需要强大的核工业，核电作为核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得到国家优厚的政策扶持，在投资、土地、定价、上网等各个环节予以倾斜。
以电量上网为例，近10年以来，全国电力供需形势日益宽松，渐成供过于求态势。2010—2019年，全**均发电小时数下降了近20%，但核电小时数仅下降了5%左右。由此造成核电小时数与全**均发电小时数的差值逆向扩大，从每年3100小时左右扩大到3600小时左右，前者已接近后者的2倍。
这使核电从各类发电机组中脱颖而出，一旦投运即成为几乎不停的印钞机，由此引发企业行为的种种扭曲。一是，若干无核电技术背景的企业觊觎核电牌照所带来的超额利润，纷纷以圈占站址资源等方式介入核电业务；二是，多方介入造成站址保护的时间跨度加长、成本增加，进一步助推各项目之间激烈竞争，各方利益共同推动大干快上；三是，核电企业投资收益过高、现金流过剩，出现境内外大规模的非主业投资，使核电主营业务的资源与精力投入显著分散。
以中广核为例，核电装机2700万千瓦，同时新能源装机已近2000万千瓦，其自我战略定位已从核电企业改为清洁能源企业，目前已是中国第四大新能源、第二大光伏业主。
国家给予核电企业种种优厚政策倾斜本质上是一种特许经营的制度安排，本意是保证其不必过度纠结于营利、扩张和业绩，从而能够专心于本职专业，专注于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完善国家核工业体系，积聚实力参与国际竞争。
但显然，由于现有核电经营机制的经济回报过于优厚，同时对于技术进步的监管与激励不到位，中国核电已逐步呈现过度商业化的倾向——人力、资金、领导精力、**资源等偏离正业，盲目追求规模速度而不能专注于技术，过度追求企业经济指标而忽视国土安全等**责任。这样的产业体制亟须调整完善，从规模发展型尽快向技术进步型模式转型。
如前所述，中国核电在国土区位、密度控制、技术能力、产业制度等环节的诸多问题，都亟待国家层面的宏观统筹、科学决策。
（作者系电力系统资深人士、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兼职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