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就是在这时候发生的，苦难没打算放过这个可怜的家庭。当时张建飞在外面打工，刘荷花身体不好住院，第二个孩子无人看管就送到了姥姥家。姥姥家旁边有个池塘，孩子捞上来的时候已经没气了。
噩耗一个接一个，接连的打击彻底压坏了刘荷花。
张建飞怕崩溃的妻子在家做出傻事，就带着刘荷花出门做工。从那时起，两人就基本没有分开过。
对于张建飞和刘荷花夫妻来说，爱是难以启齿的字眼。但经历了大劫大难后的夫妻，更能体会同心一体。张建飞去广州做刷墙工，干一整天才挣十几块钱，他带着刘荷花;他到县城做零工，租房子带着刘荷花;他去建筑工地干小工，带着刘荷花;他去隔壁的镇子打土方，还带着刘荷花。
即便是后来两人又有了两个儿子，刘荷花的身体还是可见地衰弱了下去。张建飞心疼妻子，打土方的地方离家有40多里地，他早上6点就出门，出门前会给妻子做好饭，一直干到晚上8点多才回家。
刘荷花的病缠缠绵绵，张建飞做苦力挣的钱都掏给了医院。他的听力不好，一个耳朵基本听不见，需要记者大声喊才能听见大概。医生早就建议用助听器，但他舍不得买。
家里妻子的药单，有厚厚一摞。各种中西药装了一大包，张建飞对这些药都分得很清楚。
“我要不对她好，她就没人了，一点指望也没有了。”张建飞的话不多。在刘荷花哭的时候，他会反复地说一句，“你得想开点。”怎么想开呢?一直被认为是“凶手”的张玉环被无罪释放后，刘荷花觉得心被巨石压住了。她常常觉得喘不动气，一直以来恨的人竟然是无罪的，那她该恨谁呢?刘荷花在喘不动气的时候经常会大吼，通过声音来发泄自己心里的难受。
妻子可以崩溃，可以大吼，但张建飞不可以。这个沉默的男人甚至比妻子更难受。他想找杀死自己孩子的凶手，但是他不知道找谁，他希望公安局找，希望检察院找，但是都没有回应。他心疼妻子，但是他无能为力，他的能力仅限于此。
张建飞对后来的两个儿子充满了内疚。“我大儿子很聪明，但是上完小学就不读书了。家里太穷了，说要出去挣钱供弟弟读书。”张建飞说，小儿子也没读到高中。小儿子说，读书没有用，因为就算考上了大学，也没有钱去上，还不如早点去打工。大儿子辍学后去县城修车行做学徒，一个人在社会的滚滚洪流中摸爬滚打;小儿子后来去了西安打工，自学了会计。本来工作和生活都已经走上了正轨，在这次刘荷花又病倒后，小儿子就回到了进贤工作，帮着张建飞照顾生病的母亲。
心上的刀
死去的人没了，活着的人却依然泡在生活的苦水之中。
刘荷花捂着胸口慢慢从卧室走出来。她走得极慢，大概5米的距离，走了将近一分钟。
张建飞解释，曾经认定的“凶手”张玉环被无罪释放后，刘荷花又进了医院，前几天刚从医院出来。自从孩子4岁时被害后，刘荷花的身体就垮了。她常常觉得胸闷气短，最开始带着她看西医，检查不出具体病情，又去看中医，中医诊断是“气郁”，建议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也看了很多，但身体还是好不了。慢慢地，随着年龄增长，更添了各种病，现在需要长期吃药。
孩子没出事前，她是很能干的女人。丈夫在外打工，她一个人在家种了四亩地，还养牛，养猪，带孩子。张建飞记得那时候的刘荷花，能干、爽朗。当年自己母亲一直生病，家里穷得很，但刘荷花没嫌弃他家。两人是相亲认识的，几乎一见面他就喜欢上了她，虽然当年都是“先结婚，后恋爱”，但两口子一辈子基本没吵过架。
“我们俩都是很本分的人，很处得来。”张建飞说，结婚第一年孩子就出生了。如果没有27年前的那件事，自己家会过得很好。
“我心里压着一块大石头，我好不了。我一想起我的小孩就难受，我早就不想活了。”失去的孩子是永远过不去的坎。这些年的每一分每一刻，回想起孩子死时的惨状，刘荷花都觉得有刀子在心头剐。
孩子死的时候穿了一件带拉锁的半高领衣服，被捞上来的时候，这件衣服的拉锁一直拉到脖子，对一个4岁的孩子来说衣服很少有整齐的时候。在此后的27年间，这件衣服的影子一直晃动在刘荷花的心头。
两个被害的孩子，是插在父母心上的尖刀。实际上，这俩孩子在世间已经没有了一点影子。
家人和亲戚怕看着难受，把孩子的衣服玩具等扔得扔、藏得藏。再加上多次搬家，孩子的小衣服玩具等都渐渐找不到了。当时孩子解剖完送去火化时，两家的男人都在上海打工。刘荷花和舒爱兰曾经去火葬场找过孩子的骨灰，但是被告知“没有，不知道哪个是”。
当时是谁送来的骨灰、骨灰去了哪里，两个女人什么都不知道，只有哭泣。无法苛责她们，刘荷花当时23岁，舒爱兰21岁。对于这两个识字不多，之前从来没有走出过进贤乡下的年轻女人来说，一切外界的变化，她们的对应方法都唯有哭泣。
但是伤痛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她们每年都会想着孩子的生日，计算着孩子多大了。按照她们的估计，如果孩子当年活着，现在都已经结婚生子。“我的小孩被人杀了，连个坟都没有，啥都没有。为什么这么多年了凶手还没抓到，我们就想要个公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