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中国读书种子不断绝，一代代的中国教材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山林不老，山林茁壮，我中华愈加郁郁葱葱。
七
教材关乎读书种子，是命根子的事情。
大国之大，在祀与戎，更在教与化。
大国之大，也有大国之重，重在人心、民心。
人心所向，民心所盼，在孩子安全、教育安全、成长安全。
而教材，是“国之重器”，是“文化长城”，是“母亲河”。
尤其是未成年人的教材，更是孩子健康成长的“精神母乳”，关系千秋万代、民族兴亡、国家命运。
1950年12月1日，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了社名，叶圣陶任社长、总编辑。
1951年8月，辛安亭从甘肃来到北京，任副社长、副总编辑。
两位教科书大师，珠联璧合，紧锣密鼓投入新教材的编纂工作。
叶老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编写教材的经过。
比如1952年3月3日的：“余告以凡新编课本必须经同人多看，并由检查科作各个项目之检查，乃可发稿。”这算是一项教材编写制度了。
1952年12月2日的：“下午到社，与治数学诸君共谈。因余读高小算术，屡见‘扩大几倍’、‘缩小几倍’之语，以为‘缩小几倍’之说不妥，说到‘倍’只有扩大之意，‘缩小几倍’殊难想象。”这里谈到了在编写数学教材之中，一个小小的争执。
1953年5月18日，毛泽东主持讨论文化教育工作时，问：“现在编教材的人有多少？”
当听到回答“三十来个人”时，毛主席发话了：“这么重要的工作，三十个编辑太少了，增加到三百人也不算多。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点，必须抽调大批干部编写教材。”
这样，数学家华罗庚主持数学课本，物理学家严济慈主持物理课本，气象学及地理学家竺可桢主持地理课本，语言学家许国璋主持英语课本，语言学家吕叔湘主持语文课本，还有吴伯箫、戴伯韬、张志公、陈伯吹、陈乐素、张毕来、邱汉生等知名学者，形成了各个学科的大家编小书。
每当教材初稿写出，全体编写人员围坐叶圣陶办公室，由辛安亭主持，一字一句诵读、讨论、修改，“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把课本当作价值连城的艺术品推敲琢磨。
1956年，新中国第一套统编教材终于全部出版，投入使用。
1977年，三起三落的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根本大计是要从小学、中学抓起，否则赶超就变成了一句空话。”他说，“关键是教材”，“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育部要管教材”，并要求1978年秋季开学时中小学生要用上新教材。
当时聚集起来的编写阵容堪称豪华，从各省区市抽调来200名优秀教师和知名专家，物理学家周培源，数学家苏步青、吴文俊，生物学家童第周等科学大家赫然在列，12个学科编写组在北京香山饭店进行教材大会战。
为了“要用先进的科学知识来充实中小学的教育内容”，邓小平亲自指示，要求下拨专款10万美元，责成我驻美、英、德、法、日等过使领馆，协助选购一批最新的中小学教科书，尽快空运回国，供教材编写人员们研究参考。
要知道的是，后来邓小平出访美国，国库上上下下一顿筹措，最后也仅仅凑到3.8万美元。
为了从当时并不富裕的外汇储备里，拿出这10万美元，邓小平亲自登门前往负责外汇的李先念家里。
10万美元巨款没有白花，引进了将近8000多本海外教材书籍，让我们的初中数学课本里多了微积分，让我们的生物课本中开始涉及分子领域，让中国的教科书第一次与世界接轨。
1978年的秋天，秋高气爽，全国亿万中小学新生如期领到了新教科书。
这，也就是新中国第五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油墨喷香，那是真的书香。
这套教材，一直到1993年才全面“退役”，前后使用年限长达近20年，成为了一个“稳定”的经典范本，深深影响了无数儿童少年学子。
“教材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建设什么样的教材体系，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
2017年7月，新中国首次成立高规格的教材管理机构。
2019年12月19日，表示：教材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
教科书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第一颗扣子；
教科书中，蕴藏着民族魂。
八
嗷嗷待哺的读书种子，不能断其根。
走向复兴的中华民族，不容断其脉。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在牛奶行业，其行可鄙！
而发生在教育领域、发生在教材身上呢？其心当诛！
文末，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您也许很陌生；但是我如果说，《三字经》，您就不陌生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