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前《凡例》说：“本书志在叙述古人，发扬汉族声威，抗拒夷狄侵凌的事迹。”
“忠义谱”、“英雄传”激励教育着广大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和社会民众，这本大众教材在1936年7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后，到1940年10月就印行了4版。
七七事变以后，范文澜更因编选的《游击战术》大受欢迎，被传称为“游击战专家”，“以前是文质彬彬的教授，现在变成了文武双全的民族英雄”，称他“永远是青年的模范”。
延安时期，范文澜完成了《中国通史简编》。
这是几千来漫长历史长河里的一束光，揭露了了人类前进的真相，指出了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
这部代表作，让他声名鹊起，更被毛主席赞为：“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来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
有中国好教材，而后有读书种子；反之亦然，有读书种子，而后有中国好教材。
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谁怜爱国千行泪，读书种子意不平。拳拳赤子心，殷殷桑梓情。
人生自古谁无死？读书种子照汗青。愿君永如天上月，皎皎千古不染尘。
六
教材之重，重如社稷；教材之中，良心分明。
一代代的中国教材人，为此前赴后继，薪火相续。
张元济，是商务印书馆掌舵人，也是近代中国从事新式教科书编撰出版的第一人。
他说：“今欲教育普及，必须教科书籍日出不穷，方能达此目的。”
他认为，教科书的影响，关系到一代乃至几代中国人；有利于提高国民素质的书一定要出，于国民无利甚至有害的书坚决不出，即有所为有所不为。
张元济编课本很有特点，围炉夜话，促膝长谈，头脑风暴。有时候甚至因为一个字，大家争论得面红耳赤。
1904年，张元济出版《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该版本曾翻印过30多次，印刷总量达一亿册，成为那个时代教科书的范本。
在一份辞谢公务任职的书信中，张元济写道：“弟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中国民义务。平心思之，视浮沉郎署，终日做纸上空谈者，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
晚年的张元济，用颤抖的手写了一首诗：“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
诗言其志也，在张老的中国教材梦里，教材编写事业是良心田地，春种秋收，务必脚踏实地，躬身耕植。
陆费逵，是中华书局的创始人，也是扛起“教科书革命”大旗的第一人。
他说：“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
他认为，教科书以养成中华共和国“完全国民”（初小）或“高等国民”（高小）为宗旨，做到以“独立、自尊、自由、平等”为“经”，而“纬”则视学科而各自有别。
1912年，陆费逵出版《新中华教科书》，封面上印有五色旗及“教科书革命”，教科书提出“孙中山是当今中国的第一伟人”。该版本响应民众期盼，“接管”了当时中国教科书的大片江山。
叶圣陶，是我国现代教材建设的奠基人，有“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之称。
“大学者编小学课本”，由叶圣陶编写、丰子恺配图的《开明国语课本》于1932年6月出版，10多年内重印40多版次，深受师生欢迎。
叶圣陶说：“编写教科书，不能捡到篮子里就是菜，要像蜜蜂那样，吸取百花精华，酿出蜜来，我们要吸收有关知识，融会贯通，才能写成教科书。”
丰子恺也说：“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我的孩子们，我憧憬于你们的生活，每天不止一次！”
辛安亭，是我国普通教材编写的开路人，也是新中国基础教育的奠基人，是共和国第一代的人民教育家。
他说：为了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学生的智力和优良品德，首先必须有一套好的教材。
辛老总结了好教材的三个特点，“新”、“精”、“清”。
在1938年到1949年6月长达11年间，辛老先后编写出了一大批教科书和通俗读物，包括《边区民众读本》、《干部文化课本》、《新三字经》、《农村应用文》、《日用杂志》、《知识课本》等成为人们最为喜欢的书籍。
而从1950年到1998年，辛老出版了26本著作，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注音儿童三字经》、《历史歌》、《中国历史人物》、《文言文读本》、《精选古诗词背诵手册》、《外国历史人物》、《中国著名现代人物选》等，有的通俗读物印刷量超过了100万册。
辛安亭谈到他的中国教材梦，说：“我的理想主要是写出深人浅出、雅俗共赏的作品。”
他还写了这样一首诗：“深人浅出苦用功，雅俗共赏最称神；阳春要学黄花曲，定要千人做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