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教材与否，真的关系读书种子之断绝。
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的清朝学者龚自珍，在《古史钩沉二》中，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
想要一个民族灭亡、一个国家坠入万劫不复，必须从其历史文化入手，篡改其历史，解构其文化，涤荡其自信，破坏民族认同。
1928年，日本人安藤基平发表文章说：“对中国人的教育，首先要扮成神的使者，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到中国来拯救不幸的民族。”
在侵华时期的历史、地理、国文等教科书中，日本人捏造事实，篡改历史。
把日军有计划、有预谋发动的“九一八事变”，说成是中国军队挑起的突发事件；
把日本侵略者操纵成立的“伪满洲国”，说成是“使三千万民众享受最大幸福的新国家”；
教科书中，比比皆是的“建国神庙”“明治天皇”“青少年义勇队”……
一位中国老人回忆说，当时受日本殖民教育的影响，“我的头脑中都是‘天照大神’‘乃木大将’‘东乡元帅’‘丰臣秀吉’‘广濑中佐’等‘日本英雄’”。
更有一位中国老人想起殖民时期“毕业时唱的”一首歌，当时不知道什么意思，也不知道叫什么。外孙女打开手机播放，老人很快就能够跟着唱起来。这首歌，是日本的国歌，《君之代》。翻译过来，大致就是：天皇万岁啊，传到八千代，直到小石变巨岩，直到巨岩长青苔。
这边篡改教科书，那边野蛮摧残。
1932年1月29日，也就是“一·二八”事变的第二天上午，日军飞机轰炸上海宝山路上的商务印书馆总厂、尚公小学等处。
2月1日上午，日本浪人潜入东方图书馆纵火，5层大厦焚毁一空，其中46万册藏书，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35000多册，悉数被毁，价值连城的善本孤本图书从此绝迹人寰。
当时日本驻上海第1遣外舰队司令官的盐泽幸一说：“炸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32年3月到7月的5个月中，关东军就焚烧东三省原有的中国教科书650万余册。
另据国民政府教育部1938年底统计，中国抗战以来图书损失至少1000万册以上，这相当于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帝国图书馆藏书总量的12倍。
而1943年前的美籍人士实地考察，估计中国损失书籍在1500万册以上。
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锥心泣血的痛，也是人类历史上无可挽回的文化浩劫。
日本人的“洗脑”工作，从我们中国的娃娃抓起。
南怀瑾先生在其《楞严经讲座》中，说：“尤其日本人很厉害，譬如说，认为我们的老祖宗尧、舜、禹，这些历史上的圣帝根本没有这个人。尧是个香炉，拿土做的腿翘起来的香炉，舜是个蜡烛台，庙子上插蜡烛的，禹是个大爬虫，在地上爬啊爬，把黄河长江爬出来的。人家有意污蔑我们的文化，是为了侵略。然后讲孔子呢？孔子——日本人！……”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读书种子兮，无书怎安存？
五
读书种子，从不缺席，民族危亡之际，他们自己就是一部教科书。
民族存亡之际，蒋介石说：“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
而汪精卫直接叛逃，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
大学者胡适博士，参加了周佛海的“低调俱乐部”，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主张立即停止战斗行为，和日本侵略者“互相抱头痛哭，彻底的忏悔和觉悟”。
“一寸山河一寸金”，真正的读书种子何以报国？
大师钱穆，以笔抗日，抱着“中国人写中国最后一本史书”的心情，写出53万字的《国史大纲》。
开篇扉页上写着：献给前线抗战为国牺牲之百万将士！
在其序言性质的《引论》部分，特别强调：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中国人不能忘根忘本，要知其源流，要对本国以往历史多一点温情与敬意。
《国史大纲》出版之后，即被列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用书，风行全国。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海内外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精选了张骞、卫青、霍去病、李广、苏武、班超、宗泽、岳飞、陆秀夫、文天祥、刘琨、玄奘、颜杲卿、张巡、许远、狄青、方孝孺、戚继光、熊廷弼、袁崇焕、史可法、黄道周等25位代表人物，写作出版了通俗读物《大丈夫》。
